到了齐齐哈尔，市委组织部把我们临时安排在市委党校暂住。二百多人，分别住在两栋大房子里面，百十口子人，挤着睡在地铺上。其中多数是小两口，个别同志是有小孩的。为了照顾我，安排我住在一间破旧的小房间里。条件尽管艰苦些，但大家感觉比起北大荒来，还是好多了。
时间不长，同志们分别安排到了商店、旅馆、工厂、机关去工作了。市委组织部找我谈话，征求我对工作去向的意见，我说服从组织分配，于是就被委派到玻璃厂当了厂长。
说句实在话，自己由一名军人猛地变为一名企业领导，要从思想上转过弯来还真是挺费劲。因为自己对工厂生产经营一窍不通，一切都得从头学起，一切都得从头作起。比如什么叫产品成本，产品成本由几项构成，玻璃制品的工艺流程及产品原料组成等等。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只要用心去学，专心去干，就会战无不胜。
玻璃厂属地方国营，是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时由沈阳迁来的，当时齐齐哈尔算是大后方。该厂建厂早，机构比较健全，有三位正副厂长和一位书记，下设工会、团委、人事、生产计划、财务、供销、技术、行政管理等股室。我主要负责人事、财务和产品质量，另两位副厂长分别负责抓生产技术和行政管理以及供销工作。该厂主要产品是玻璃仪器、注射器、各种器皿和瓶子等。尤其是各种仪器有几百种，工艺复杂，产品质量要求极高。厂里有职工五六百人，大多是沈阳迁来的老工人，这些老工人又大多是在日本侵华时参加工作的，他们技术很过硬，又很能吃苦。
生产玻璃制品，所用的原料主要是沙子和硅石粉加少量化工材料，经过大炉1300度高温化解后，加工生产而成。
当时生产环境艰苦，生产条件落后，尤其是在夏天，生产车间温度非常高，工人们想办法把浸透了水的草袋子挂起来挡着，并不断的往上面浇水，就这样温度也在50度以上。虽然说玻璃厂是轻工业，但工人的劳动强度不压于炼钢工人。为了防止中暑，伏天工人们早晨四点上班，中午十二点下班，尽量避开高温时间。
在炉前操作的多为男工，女的很少。吹制一个十几斤重的硫酸瓶子，要先由女工吹成小泡，然后再由男工吹制为成品；在拉制玻璃管的时候，同样是先由女同志吹成小泡，再由技术工人吹成大泡拉制成不同制式的管子。在拉制管子的过程中，要求外圆内径厚度一致，这样的技术没有几年的真功夫是达不到的。夏天生产比较复杂的仪器，温度过高，又不能用隔热板，所以一气是完不成的，就这样，也得靠工人的耐力坚持，因此说这是一项很艰苦的工作。我们玻璃厂工人师傅的生产技术可是一流的，只要有图纸，各种仪器都能生产出来。
玻璃厂实行生产原料自购，产品自销。生产的医疗、实验用仪器主要是为大厂服务，生产的注射器由商业部门包销，生产的瓶子、茶具和器皿之类的产品是自产自销，当时由于在黑龙江仅此一家，所以产品销路不成问题。那时候人们的生活条件比较差，生活水平很低，特别是住房问题很突出，我到玻璃厂五六年的时间，没有盖过一间房子。我们家住的是原料库的宿舍，条件不太好，阴暗潮湿，不见阳光，那时候大儿子还小，他妈是重庆人，从南方到东北来，对气候和饮食不适应，身体状况非常差，带着病又回了重庆。
玻璃厂厂风很正，从厂长到车间主任，都是从最优秀的工人积极分子当中选拔上来的，大家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处处以身作则，起模范表率作用。党员干部积极带领大家抓好生产，提高质量，把工厂当成自己家一样管理，人人都是工厂的主人，大家工作干劲和精神状态都非常好。我在玻璃厂工作五年多，干部工人没有提出调动工作的，
1963年上级调我参加了一年的社教工作，1964年回来以后，我被安排到市食品公司任经理工作。当时，市里为了加强管理，把原一二轻局所属的酒厂、食品厂、酱菜厂、奶粉厂等八个单位，统归食品公司领导。这些单位既有国营的，也有大集体和小集体单位。别看这些单位少和小，它们却分布在全市三个区，且都是干得关系到全市广大人民生活的大事情。白酒厂是齐市多年的老企业，又是市先进单位，他们生产的“北大仓”酒，是黑龙江省级名酒，在当时供不应求；奶粉厂生产设备不错，奶源丰富，郊区有宽阔的草原，养牛的很多，每天都有供应，可是该厂管理上缺乏经验，产品质量上不去，成本高、利润低；两个食品厂、一个面包社，生产所用的面粉和糖油等，都由商业部门供应，他们生产的面包、点心都不错。
由于食品公司刚刚成立，经验不多，但大家有信心搞好。我经常带领公司各级领导和工作人员下基层检查指导工作或参加劳动，各个企业生产经营搞得红红火火。公司里还专门做了一个样品架，展示各企业生产的产品。正当食品公司干得带劲的时候，上级下了一道指示，宣布食品公司停办，所有干部从哪里来的还回到哪里去。
1966年我又被调到齐市橡胶厂任厂长兼书记。这个厂是专门生产棉、夹胶鞋的，与玻璃厂相比压力相对要小一些，因为原料由商业部门供应，产品由商业部门包销，厂里主要抓生产。该厂组织机构类似于玻璃厂，不同的是这个厂男工少女工多。全厂有职工600多人，生产条件比较好，厂房宽大，冬天有取暖设备，夏天有降温设备。橡胶厂建厂较晚，职工多为本地人。厂里设有裁断、制帮、成型、炼胶、维修等车间。为了加快生产速度，节省劳力，加工鞋帮这道工序委托职工家属干，这样同时也给他们解决了一些困难。
制鞋工艺比较简单，比如裁鞋面，有样板，划出来用电剪子一次能裁20层布，这一下能出3000双鞋面料。鞋帮用缝纫机加工，如果做棉鞋，再加一层毡就可以了；炼胶车间比较脏累，这项工作是把生胶炼好之后，加入一定比例的细度为200的碳黑和化学剂，然后再压制鞋底、编条等，随后交成型车间。
产品从投料到开始裁剪、制帮、炼胶、成型、硫化、装箱、出厂，约为半个月的时间，总共用一个月的时间流动资金就可流通一次。橡胶厂年生产能力是100万双，我到该厂的头一年，就实现利润60万元。
文革前，这个厂的党团员、干部、工人非常团结，党员干部在工作上吃苦在前，生活上享受在后，吃苦耐劳，处处以身作则，在群众中有着很高的威信。
文革开始后的1967年7月，我们三位正副厂长都被下放“劳动改造”了，同时也停发了工资，只发给生活费。我们吃在厂里，住在洗澡堂。齐市距大庆不远，大庆的原油用大油罐运到齐市火车站后，我们三个人再装车运回厂里，作为厂里生产用的燃料，厂里的锅炉也由原来烧煤改为烧原油了。
1968年秋天，我们到郊区修河堤，干了一上午的活，正在吃午饭时，厂里来了一辆汽车，要把我们三个人拉到市里去开批斗会，市领导和各单位领导都参加。我们下车后走到会场大门口时，工业局的一位干部把我叫住，说不让我进去了，当时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有些纳闷。不管怎样，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老老实实，决不乱说乱动。这之后不久，我接到通知，让我参加厂领导班子，可以重新工作了。
我重新工作后，被调到了麻绳厂。文革前，麻绳厂和三橡胶均属二轻局领导，当时为了扩大生产，一二三橡胶厂合并为橡胶厂，文革中又给分开了。麻绳厂是小集体单位，职工只有100多人，主要产品是麻绳、麻刀、石棉制品等。这里的工人大都来自山东肥城县，他们很能吃苦。该厂在文革期间，虽然也形成了两派，但生产一直完成的很好，也许因为是自负盈亏的原故吧，这个厂除了上交税收外，利润可以自行分配，干得好拿得多，生产的好与坏，直接关系到工人个人利益。
我在麻绳厂工作了一年，之后又回到了橡胶三厂。从内心讲，我愿意回橡胶三厂工作，因为一来我对该厂生产等各方面熟悉，二来该厂多数职工欢迎我回去。不过，那些造反派头头们有点不大欢迎，怕我对他们进行打击报复，个别人思想有些波动，甚至要求调走。针对这一情况，我及时找他们谈话，表示决不会因为我曾经遭到过他们的政治*而进行打击报复，请他们放下包袱，安下心来，好好工作。并根据他们的实际工作能力和基本情况以及工作需要，有能力的可以继续留在原岗位上工作。个别原造反派头头家中有困难，我仍一视同仁帮助他们解决。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在工作上让他们放开手脚大胆工作，很快使这些人放下了包袱，并且在工作中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常和他们讲，人不怕犯错误，就怕知错不改。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两派看我处理问题没有任何偏向性，而且公平合理，所以两派之间的对立情绪就逐渐缓和了下来，团结开始不断加强。全厂干部职工一心一意抓生产、搞生产，一切逐步恢复正常。
我忘记不了的是，后来当我从齐齐哈尔调保定时，曾经是不可一世的“一号造反派头头”到火车站送我上车时那痛哭流涕的样子，我想他一定是对过去时光的悔恨和留恋吧！这一情景也一直带给我很多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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