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元帅上世纪50年代在南京军事学院工作照。高等军事学院的成立，是以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和高级速成系为基础，抽调了南京军事学院各教授会正副主任和教员148名。院长兼政委仍然是刘伯承，但刘帅因病未到职，后由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委叶剑英元帅兼任。主持日常工作的是副院长陈伯钧上将（后任院长）、副政委李志民上将（后任政委），教育长唐延杰中将，副教育长兼训练部长解方少将（后任教育长），副教育长兼院务部长刘忠中将（后任副院长），政治部主任王宗槐中将（后任副政委）、副主任林浩少将（后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这年7月，罗义淮随战史系整体搬迁，调北京高等军事学院续任系政委。战史系是高院首先实施教学的单位，南京军事学院只有这一个系百余名学员随迁到北京。
战史系学员毕业时战史系领导与部分教职员合影。前排左四为系政委罗义淮，左三为系主任崔星，后排左一为高等军事学院政治部副主任兼社科教研室主任郭奇少将，前排左一为社科教研室副主任孙耕夫，右二为支部委员韩双亭（后任军事科学院副政委），左二为支部委员刘岩（后任河南省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右一为支部委员秦宝珍（留校任教）。
1958年10月战史系学员毕业，校官大部分分配到新成立的军事科学院战史部任研究员，尉官多数分配到新成立的军事博物馆工作。同年11月，罗义淮到战略教研室任政治主任（支部副书记），唐延杰教育长（中将）兼战略教研室主任。同年12月，罗义淮到北京市海淀区六郎庄参加地方“社整”。
就在这段时间，军队内刮起了建国以来第一场大的政治风波——“反教条主义”运动，斗争矛头直指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刘伯承元帅，批判他在“两条军事路线斗争中”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使刘伯承成了在和平年代里第一个受到错误批判和罢官的中国元帅，军事学院也被国防部定为“教条主义的大本营”。
刘伯承元帅戎马一生，身经百战，足智多谋，指挥了无数次重大战役战斗，创造了一系列经典战例，指挥艺术高超，军事理论卓越。全国解放后，他按照毛主席指示辞去地方军政职务去办军校，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培养了大批高级干部。朱德总司令赞誉他“有古名将风，为国内不可多得的将才”；陈毅元帅称赞他是“论兵新孙吴”。他的军事理论和军事实践独树一帜，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一生丰碑高耸，为国家和民族奋斗终身、为人民军队的创建和发展立下不朽功勋。从1950年底至1957年，刘帅主持军事学院的工作期间，不辞辛劳，以勇于探索的开拓精神，依靠广大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把军事学院办得生机勃勃。
《荣昌党史人物·罗义淮》连载十——“反教”受株连
1958年5月27日至7月22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对军事训练工作中的所谓“教条主义”，进行了错误的批判。林彪在大会上讲话，含沙射影、毫无根据地不指名攻击主管军事教育、训练的刘帅和叶帅，说什么“有人一提起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他还耸人听闻地说：“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教材，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林彪道听途说，信口雌黄，有意煽动参加会议不明真相的一些高级将领对刘帅的不满。当时还有人曾对毛泽东说：“军队这样搞下去，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了！”更有人说：“蒋介石可是靠黄埔起家的哟！”这些话，对于当时已渐生武断作风、行将迈上神坛的毛泽东而言，不能不在心中引起高度警觉。同样，这些话传到刘伯承的耳里，尽管他痛心疾首，但却决不敢再为自己辩诬解疑了。他不能不重新冷静下来，审慎理智地面对眼前的困境。为了党内团结，为了大局和军队建设需要，也为了已经“划线站队”的同志少受或不受委屈，他只能选择检讨——哪怕是违心的检讨。惟有如此，才会解脱大批同志。刘伯承抱定“退避三舍”的宗旨，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党性严格要求自己，在这桩公案中委曲求全，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
虽然毛主席也表示“刘年纪大了，又有病，可以不出席大会作检讨”，但在当时那种非正常的政治气氛中，组织纪律性很强的刘帅，在医院被逼无奈，不得不冒着失明的危险写检查。7月10日于中南海怀仁堂大会上，刘帅由两名医护人员搀扶着，迈着艰难的步伐，出现在主席台上。猛然，全场一千多位将军（除极少数“打手”外），齐刷刷地起立，举手向刘帅行了军礼，接着全场又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许多将军眼里噙着泪水。刘帅被这样的场面感动了，连忙举手回敬军礼，又连着摆手让大家坐下来。连主持会议的人也被这场面惊呆了。年近古稀又重病在身的刘帅，凭着高度的党性，在大会上一句句念着他准备好的检讨。当他沉重地念完检讨，会场又一次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将军们以这种奇特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这种不公正批判的愤怒和对敬爱的刘帅的同情。这使主持人怒不可遏，但他无法制止这热烈的掌声。当刘帅检讨完退场时，全场一千多位将军再次起立，再次鼓掌，目送他们敬爱的刘帅慢慢迈出批判的会场。随即，刘帅被迫辞去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的职务，并请求免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的新职，从此淡出了军界中枢。在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上，不仅批判了主持南京军事学院工作的刘伯承元帅，对一批从事军队正规化建设训练教育工作的同志如叶剑英、粟裕、萧克、李达、郭天民、陈伯钧、钟期光等，都进行了激烈的批判。
罗义淮在军事学院工作的日日夜夜，耳闻目睹了刘帅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办军校的全过程，特别是在刘帅直接领导下任军事学院秘书长的岗位上，对刘帅有了更直观、更深切的了解，由衷地钦佩刘帅的革命精神、工作姿态和领导艺术，怎么可能相信“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大本营”？如若那样，刘帅不就是这个“大本营”的总司令了吗？罗义淮百思不得其解。虽然罗义淮已经从南京调到北京工作，但曾任过刘帅秘书长的他，在这场波及全军的所谓“反教条主义”运动中，到了高等军事学院依然不能幸免。他在军委这次扩大会议期间，奉命参加了为叶剑英元帅起草检讨发言的小组；他的老首长仲曦东则奉命参加了为刘帅起草检讨发言的小组。当时虽然大家都有怨言，不想替老帅们起草违心的检讨，但在那种政治高压下，只能服从命令，不得已而为之。
1956年毛主席视察军事学院接见学院干部合影，二排左二为罗义淮,三排左三为仲曦东。
1958年8月13日，中共高等军事学院和军事科学院委员会联合召开扩大会议，贯彻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精神，进一步开展“反教条主义”运动，历时三个月之久。高院的会议采取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小字报、大会小会相结合的形式，出席和列席会议650人，共写大字报、小字报5000余张。两院党委联席会议批判的调门不仅未降，而且更加扩大化了，点名批判了军事学院原代院长陈伯钧（时任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代政委钟期光（时任军事科学院副政委）等一批领导干部，并无限上纲上线到“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高度。一个刚从朝鲜回国任高等军事学院副政委的领导，操纵两院党委联席会议主席团，竟以两院党委的名义，组织起草有关南京军事学院犯教条主义错误的结论意见。时任高院副院长陈伯钧、政治部副主任林浩当即对此作法提出质疑：我们高院、军科两院有什么权力给南京军事学院作结论？结论说南京军事学院犯了“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而军委和现在的南京军事学院都未能作出这么严重的结论，如此重大的问题，不和主要主持南京军事学院工作的刘伯承同志商量是否妥当？但主席团的主要负责人听不进去，竟然不加修改地将这个错误结论送刘帅征求所谓“意见”。这种恶劣作法，自然被刘帅严词拒绝。其实这些人原本就理亏：一个根本不了解南京军事学院情况的副政委、上将，领着一帮打手，敢给院长兼政委的元帅作颠倒是非的政治结论，只能是碰了一鼻子灰。这个所谓的“结论”上报总政、军委后，久无回音，后来赶上第二年庐山会议那个“反教条主义”的主帅挨整倒了霉，结果才不了了之。但是刘帅生前始终没有听到正式为“反教条主义”平反的组织结论。直到1986年，刘伯承以94岁高龄逝世，胡耀邦总书记代表党中央致的悼词中，才特地指明刘帅在历史上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明确指出“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1987年，中央军委纪委在“纪”字1987第15号（令）通报中，为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遭受了政治迫害的同志全部彻底予以平反
山雨欲来风满楼1958年罗义淮在故宫留影。
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罗义淮凭着自己多年锤炼的坚强党性，更是凭着朴质的良心、耿直的性情和生来的直觉，没有跟风追浪揭发所谓“教条主义”问题，相反，还在不同场合为刘帅和陈伯钧、林浩等受批判的老首长，说过一些公道话，结果被某些居心叵测的小人打了“小报告”，并被个别心胸狭隘的领导记了“小账”，为日后一系列政治运动中继续挨整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受株连的问题，是罗义淮革命生涯后半生始终背负的沉重政治包袱，而1978年过早去世的他是不可能在生前彻底放下这个包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