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兴元传奇：十四、退而不休 学思不缀

刘兴元1977年9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政委。1977年12月任军事学院政委。1978年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党委副书记，政委。由于年事已高，长期过度操劳，心脏病频繁发作等原因，1978年9月，刘兴元给中央军委写信请求休息、免去工作。同年11月，中央 军委免去其军事学院政治委员职务（《将军·刘兴元》，中共党史网， 2008年8月13日）。

1988年，刘兴元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一、读书剪报，学修共进
退出领导岗位后，刘兴元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学习。他幼年读私塾时，就对各种书籍很有兴趣。自己原有《孟子》、《老子》等书，又设法买来 《庄子》、《墨子》、《荀子》、《管 子》、《韩非子》等书，逐一阅读、批注。他对荀子的《劝学》篇体会最深、最有兴趣。他认为其中有许多精辟论述，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他把其中的几段，结合习练书法，用毛笔写出来，挂在墙壁上，并赠给儿孙辈每人一幅，以勉励他们好好学习。刘兴元也非常喜好读古诗文，如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 》、刘禹锡的《陋室铭》、文天祥的《正气歌》等，结合每天练书法，他把这些名篇逐一书写出来，替换着挂在壁上观摩、欣赏。
  刘兴元订了许多报纸杂志， 仅报纸就有《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文摘》等。直到暮年，他仍保持着剪报的习惯。至 1989年春住进医院前的10年间，他分别剪贴了政治、哲学、政治经济学、思想政治工作、军事、科学技术、历史、生活知识等各种资料十几大类近百本，装满了三层书柜（《中国人民解放军高 级将领传.第19卷.刘兴元》， 解放军出版社2013年8月版，第 261～262页）。
二、追思长友，客观评价
  罗荣桓是刘兴元的老首长。1984年9月，罗荣桓传记组对刘兴元进行了三次访问。刘兴元在罗荣桓领导下工作了20多年，罗荣桓对他信任、器重，他对罗荣桓钦佩、尊重。他向罗荣桓传记组指出：“罗帅这个人的特点是‘寓伟大于平凡’，你们写‘罗传’，就要抓住这个特点。”对于“罗传”的结构与重点，他也有独到的见解。他说：“在罗帅30多年的革命斗争中，‘罗传’的重点放在哪里？我认为，应该放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山东的一段。也就是从1939年到1945年，他率一一五师开辟、创建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7年。这是罗帅独当一面、大展宏图的时期，应下功夫写好”（《同罗荣桓传记组谈话记录》（1984年 9月），存国防大学政治部第二编研室；《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第19卷.刘兴元》，解放军出版社2013年8月版，第262页）。
 1986年4月到5月，《萧华传》的作者又对刘兴元访问了3次。刘兴元很了解萧华，对他有深厚的感情。在谈到萧华传略的写作时，刘兴元说：“他（萧华）有很多长处，很多特点，我看最突出的有三点：一是朝气蓬勃，富有开创精神；二是党性强、守纪律，忠诚党的事业，坚决执行党的路线；三是活跃热情，知人善任，能团结人。”联系这些特点，刘兴元讲了许多他熟悉的事例。他的谈话及提供的材料，给《萧华传》作者的写作以很大帮助（《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第19卷.刘兴元》，解放军出版社2013年8月版，第262～263页）。
  刘兴元将军退休后不仅天天读书阅报，还经常写一点追思战友、回忆首长的文章。有的还被被追思者的亲人拿去发表。 刘兴元倾情撰写了《学习萧华同志的优良作风》，文章中写道： “萧华同志的革命事迹，我赞成写一本传记，以教育后人和作为纪念。我是于一九三三年在当时的总政治部召集的一次为成立少共国际师分配扩大红军任务的会议上认识他的。我很钦佩这位青年，十七岁就担当师政治委员的重任，很不简单。以后是在山西，他任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政委时见过几次面，一九四○年他任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就是我的直接上级领导了。我在他领导之下工作几十年，深受他的关心和教诲，在同志友谊上应该说是相当深厚的。” “萧华同志的革命经历、人品、风格和对革命事业的贡献，是许多同志都知道的。萧华同志的军政实践经验比较丰富。他作风民主，能广泛地联系群众。由于经常处于紧张的工作环境，养成了一种雷厉风行的作风，这就使他成长的比较快些。同萧华同志一起生活，感觉到他总是那么忙，办事的决心快，说话快，走路也快。他从不偷懒，他不属于那种悠哉游哉，迈八字步，左顾右盼，察言观色而后动手的人，但又不是身居高位，忘乎所以，言行狂妄的人。他能保持革命本色，坚持组织原则，勇敢地同困难作斗争。他在革命的一生中，没有因为困难或者偶然发生过某种失误而灰心丧气。在十年浩劫中，他被关押七年半，一旦出来工作之时，依然是朝气蓬勃地工作。他忠实地按照党的路线政策办事，重大问题总是请示报告，从不擅作主张。一个人能在困难条件下开创性的工作，这无疑是很可贵的。更重要的是，时刻牢记革命大局、党性和党的纪律。萧华同志一生的革命品德，都是值得我永远学习的” （摘录于刘兴元《学习萧华同志的优良作风》一文）。
 李淦同志生前是济南军区文化部部长、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中国音协山东分会主席。李淦于“文革”期间受迫害离世，直到“文革”结束后才得以平反。1978年10月30日,济南部队政治部在济南举行李淦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刘兴元将军闻讯后，撰写了《怀念李淦同志》，摘录如下： “我同李淦同志是老战友了，在八年抗日战争的漫长岁月中，我俩先后两度共事。我对李淦同志，从内心里是钦佩的，也是尊重他的。他有许多感人的事迹。” “一是他的革命的勇敢精神。抗日战争一爆发，他是一个二十来岁的知识分子，带着两个弟弟(李鉴、李圭，当时李圭只有十三岁)千里迢迢地从山东跑到山西投奔革命。这是一个人的革命意志和坚毅精神最实际的表现。” “二是他的人品。在抗战初期、中期我所接触过的知识分子中，他是最正直、最朴素、最漾虚的一个，他毫无知识分子的架子，他与人为善，心地善良，大事争论而不气粗；小事忍让而不失原则。生活很艰苦，身体有些瘦弱。我常问他：‘你是不是有胃病，营养不良，怎么老是黄皮瓜瘦的?’他总是一笑置之，或说：‘我的身体可好哩，你什么时候看我病包过？你放心吧，没事！’” “三是他的工作态度和勤奋创作精神。当时大家都叫他‘音乐家’。他每次听到之后，总是腼腆得象大姑娘似的，说：‘哪能呢，我怎么能配叫什么家，一个普普通通的兵。’别人问，你怎么这么‘入迷’？他说：‘我喜欢这个工作，开始会一点，慢慢地会得多了一点， 还得学。’李淦作了许多首词曲。无论行军打仗、做群众工作，或到连队里去的时候，总是不停地写。据我所知，他写作是没有范围和框框 的。当时的斗争形势，部队战斗、工作、生活，农村里的圩镇上摆地摊的，他似乎都有兴趣写。盘膝坐在地上，同战士、干部、炊事员、饲养员、司号员(他会吹军号，司号员非常佩服他)、青年、农民、妇救会的、识字班的、秧歌队的、农村里的吹鼓手(旧社会的民乐队)，他没有谈不来的。他写出的东西都是拿着到战士中间，农民中间去，唱给他们听，问：‘好懂不？’，‘好听不？’哪句不好懂，不好听，立即动手改。‘改成这个调好听吗？’……李淦就是这么一个人。 “我所了解的李淦，就是这么一个很好的同志。前几年听说，他在 ‘文化大革命’中被‘整’死了，我的心头顿时引起一阵悲痛!多么好的一个同志，就这么过早地离开了我们（节录于刘兴元《怀念李淦 同志》一文）。”从中可以看出兴元对从事文化工作战友的深厚情感。（作者：刘欣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