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兴元不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新中国建设时期，无论是在三年 困难岁月还是在改革开放潮流中，他都自觉地坚守公私分明，做到权力为民所掌，职责为民所用，从不占用公家的任何财物。他16岁起离家革命直至终老，只回家一次，还是罗荣桓政委亲自安排批准的。就是在家乡工作期间，也是公事公办，从不“徇私舞弊饱私囊，贪赃枉法顾面 子”。和单位打交道也是一是一，二是二，从来不马虎，只认“账目清，好弟兄”理，只爱“松操竹节”风。早在1943年兴元任滨海军区代政委、政治部主任期间，为了维护根据地稳定，加强社会治安，开展打击聚众赌博的活动。社会上的好赌人员，为了逃避惩罚，特意拉上刘兴元的三哥刘惟苓参赌。刘兴元的家乡刘家东山村，就属于滨海区管辖。刘兴元得知此情后，亲自下令将参与赌博的三哥拘留，进行强化教育，使其改过从新。多年后，一提起此事，其三哥仍觉得自己羞了人，也给四弟脸上抹了灰，很没有面子。
抗战时期，刘兴元家乡就已经开展土改前期工作了。即1941年减租减息运动，1942年减租与拔地、增资斗争，1943至1946年进行查减斗争。特别是在拔地、查减斗争时期，通过对地主、富农的经济和政治清算，农村土地占有和阶级关系发生了急剧变化。刘兴元从来没有为自己的兄弟姐妹说话，从中谋求一寸土地或一间房屋等财产；其亲戚朋友也没有一人凭借刘兴元的权势索求一丝一毫不义之财。可以说，在那个年代，没有极高的党性、德性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二、政治关爱，经济帮添
刘兴元自1945年10月离开沂蒙根据地去东北作战，就与家人失去联 系。1946年4月至5月，名闻中外的四平战役非常激烈。家乡传说刘兴元就参加了这场战争，又说四平战斗死伤无数，四平城都“四平”了。但 是刘兴元杳无音讯。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刘兴元的二哥刘惟印收到了于1950年9月20日 山东省人民政府颁发的盖有“莒南县人民政府印”的《革命军人家属证》（因刘兴元的父母早已去世，其大哥也已亡故，因此军属证就颁给了其二哥刘惟印）。
上写有：军人——刘兴元；军人家属—— 刘惟印；家庭人口与军人之关系：7， 兄、嫂、侄、侄、 侄、侄妻、孙女； 何时何地入伍—— 1931…… 那时农村百姓没 有报纸，没有广播，信息十分闭塞。刘兴元的外甥张传先（刘兴元大姐之第三子） 在朱芦区卫生所工作，于1955年4月， 在《人民日报》上看 到了刘兴元和夫人徐 杰在广州出席接待外 宾活动的报道。就和自己的二舅刘惟任（此时刘惟印之名字中的“印”字已改为“任”字了）、三舅刘惟苓共同分析，这个刘兴元是不是就是自己的亲兄弟呢？世界上虽然同姓同名 的多，难道还有夫妻都重名吗？能够当到这么一级干部的，应该就是自己的兄弟吧。不管怎样，写封信试一试吧！如果是就太好了。于是，张 传先就写信邮寄到广州军区政治部，不久刘兴元就用毛笔写了回信。刘兴元在广州的信息很快就传遍了家乡，其家人亲属更是高兴。其二哥刘 惟任、三哥刘惟苓赶忙请了本村最有学问的人写信与他联系，叙家事，话亲情，有说不完的家话，言不尽的思念，希望他能尽早回家探亲。后 来，刘兴元来信说明不能回家探亲的原由：如果回家探亲不仅工作忙离不开，更需要组织批准，还因为生活、保卫等诸多事宜要给当地政府增 添不少麻烦，所以回家探望亲人的可能极小。如有可能，哥哥们可来广州相聚。并随信寄来包裹一件，内有五副银镜，说明给大嫂、二哥嫂、 三哥嫂、大姐和他的启蒙老师刘奉毅（字天民）各一副。因为，其二哥刘惟任已身患重病，不能成行，三哥刘惟苓只好自己前往广州相会。从 此，刘兴元同夫人徐杰每年春节前都汇款给哥哥、姐姐家，每家十元、二十元不等。别看这十元、二十元，这在那时是可以顶大用的，那时的 人民币可结实了，一个基层脱产干部的月工资也就三四十元吗，况且这些钱都是兴元和夫人徐杰细省硬攒的呢！ 二哥刘惟任的儿子刘欣贤1961年考入中专学校后，就开始替父母亲代笔写信给刘兴元、徐杰。时间长了，刘欣贤也就改以自己的称呼口 气写信给四叔刘兴元和四婶徐杰。他们非常关心晚辈的成长，1963年毛主席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学习毛主席著作也渐渐在全国 兴起。刘兴元将自己阅读收藏的繁体竖排本《毛泽东选集.一.二.三.四卷》，寄给侄子刘欣贤学习，后来又给他多次寄书，既有毛泽东著作单 行本，也有《欧阳海之歌》、《雷锋日记》等革命书籍。处在山区农村环境条件下，能够较早系统阅读《毛泽东选集》等书籍，这在同龄人中 应属幸运者了。通过阅读革命书籍，刘欣贤的思想水平和道德品质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为后来他参加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加入中国共产党、进而成为干部的诸多进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家乡求援，明理婉拒
在那物资匮乏的计划经济年代，地方政府也有凭钱买不到的紧缺物资。1968年，莒南县革命委员会经向上级政府不懈努力争取，国家计委和水电部同意将莒南县列入1968年上农电的计划。但是上农电的物资材料紧缺，计划安排中明确规定只能拨给部分材料，短缺的材料需自己“找米下锅”。于是县里组织由刘家东山村所在的大山公社原管委会主任刘兴文（按乡论，是刘兴元的爷爷辈同村人）带队，与刘兴元的三哥刘惟苓，还有刘祜贤（惟苓之三子，大山公社脱产干部）和县电业局的负责人孙某某前往广州向刘兴元求援。去时捎了些小米、绿豆。刘兴元因在外地开会，直到第六天才回到广州。刘兴元立即与家乡人见面，互叙乡情。当家乡领导谈到求援之事后，刘兴元却为难了。说心里话，家乡发展农电，自己应当帮助，但那时是计划经济，从公而论却不能帮。刘兴元耐心解释说：县里要发展农电项目这是好事，缺少材料应逐级向上级政府打报告解决，到时候我可以找山东的领导给予协调。想在广州买计划内的电器材料到山东用，这个口子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开。如果我开了这个口子，不仅以后家乡再来求援无法办，就是其他领导的家乡也来求援，他们学我的样子都开了口子，我还有嘴管别人吗！广东的发展就要受到影响，这也是违背计划经济的大问题。请家乡父老乡亲理解和谅解。停了片刻，刘兴元接着说：听说你们还带了些土产品，我这里不缺，你们还是带回去吧。刘兴文说，都是自己生产的，没花钱，还是留下吧！刘兴元说：你们一路带来也不容易，那我就留下，但是要付给你们钱，回去按市场上的价格算账，然后把单据寄给我。刘兴文说，不用这么麻烦了，现在就收你的钱，我开收据按上我的手印还不行吗？反正那条据你也不报销。刘兴文这样说了，刘兴元才同意留下并且马上安排秘书算了账。电业局的孙某某说，在广交会上看中了一台牛头刨床，局里很需要。刘兴元当即表态，只要不是计划物资，我可以安排人替你们买。家乡人临走时带着刘兴元送给的4条云烟牌香烟和牛头刨床的托运单回来了。刘兴元热情接待的态度和秉公办事的精神给家乡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徐光主编，《记忆的光芒.大公无私的刘兴元将军》一文，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12年12月第242～244页）。
四、自律严明，两袖清风
“文革”初期，由青岛去济南夺山东省委、省政府大权的王效禹，一时权势倾天，炙手可热。他的夫人刘崇玉也处处模仿江青的作派。江青说：“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刘崇玉也大言不惭的说：“王效禹是我们心中最黄最黄的黄月亮”。“文化革命”期间的 1969年，两派武斗越来越严重，工人停工停产，机关工作瘫痪。当时在莒南县团林公社当团委书记的刘兴元的侄子刘欣贤也被造反派罢了官，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孝子贤孙”的帽子靠边站了。欣贤怎么也想不通。自己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一心为党工作难道错了吗？于是在1969年6月去广州找兴元叔叔请教。叔侄在同桌共餐时多次交谈。兴元叔叔对“文化大革命”也有些欲言却不能说的看法，他说： “不管怎样，我在广州搞三支两军，坚持一碗水端平。”“山东的事， 毛主席、党中央已经发现了王效禹的问题，已经发文由杨得志、袁升平主持山东工作，山东形势会有好转的。”那时，毛主席有“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号召，青年人都以穿军装当解放军为时髦，甚至有的青年男女为一顶军帽争得难解难分。刘欣贤也曾在叔叔刘兴元的秘书面前流露出不想在地方工作而想参军的想法。叔叔听说后，耐心地劝解道：“你已是共产党员，又是地方干部，要服从党的安排，不能想当然任性而为。我不能与地方争人才。”“如果你是农村青年，想当兵，我会支持的，当兵保家卫国进革命大学校吗！”刘欣贤听了叔叔的话，愉快地回到了工作岗位。刘兴元的廉洁自律不是一般的，而是极为严厉苛刻的。有时会被人误解为太小气。1969年至1990年，侄子刘欣贤曾数次去叔叔刘兴元家探望他。其间，秘书也曾安排他到风景区游玩，但从来不动用公车，都是坐公交车出行。1988年，刘兴元在湖南工作的大女儿刘萍，带着刚考上大学的儿子曾峥赴京探亲。当秘书听说小曾峥懂事后是第一次来京，就安排了公车准备为刘萍、曾峥去八达岭游览服务。刘兴元和夫人徐杰听说后马上出面制止，刘萍和曾峥只好到外面搭乘公交车出行。
（作者：刘欣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