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4年的特殊政治环境中，身患重病的周恩来对彭德怀的骨灰处 理做出指示：骨灰放成都，要精心保管，时常查看，不准换盒，也不要转移存放地点。1974年冬季的一天，两位军人乘飞机从北京来到成都。 其中一位姓李，30岁左右。他们一下飞机就直奔四川省委大院，神色冷峻地向省委办事组负责人出示了中共中央专案组的介绍信，指名要见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主任、成都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刘兴元，省委书记、省革委副主任李大章及省委书记段君毅，说有要事商谈。
三位四川省当时最高负责人，惴惴不安地接待了两位从北京来的使者。来者向他们传达了中央首长的指示：“我们送来一个骨灰盒，内装彭德怀的骨灰，经组织决定更名改姓送到成都存放。这个骨灰盒放在一般群众存放骨灰盒的地方就行了。放好后，不准任何人移动。要动，需经中央军委批准。这些情况，你们三位知道就行了，不准向任何人透 露，要绝对保密。”
听完“指示”，刘兴元、李大章、段君毅沉重地低下了头，好半天 都没有说一句话。8年前，彭总在住所被一伙如狼似虎的红卫兵绑架，塞进拥挤不堪的火车去了北京，一去8年没有消息。想不到他再回成都时，已成了装在盒子里的一堆骨灰……当三人从悲痛中缓过神来后，刘兴元立即表示：“省委一定遵照中央指示，认真存放彭德怀的骨灰盒。绝对保密。”刘兴元、李大章、段君毅商定，由段君毅具体安排，迅速将彭德怀的骨灰盒安全地转送到成都东郊火葬场。段君毅又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省委、省革委办事组组长杜心源。杜心源和办事组副组长张振亚，随即驱车来到锦江宾馆，找到北京来的李某等二人取到骨灰盒。骨灰盒既不是富丽堂皇的大理石盒，也不是喷漆描金的高级木盒，仅仅是一个用粗糙木板随便钉成的匣子！既无红绸包裹，也无黑纱盖面，更无死者生前照片，上面只贴着一张小纸条，潦草地写着三个字：王川，男。杜、张将这个简陋之极的骨灰盒接过手，便离开了锦江宾馆。回到省委大院后，杜心源开了一张省革委办事组行政处的介绍信，然后驱车来到位于成都东郊的市殡葬管理所。按照殡葬管理所蒲副主任的指点，杜、张又马不停蹄地赶到了离城7华里的东郊火葬场办公室，找到这里的负责人辛自权老师傅。辛师傅当时快60岁了，办事热情负责。杜对他说：“老辛，有一个骨灰盒需要存放在这里，是省委领导同志交办的。你知道就行了。第一，要保管好，不得遗失；第二，把它放在普通人的骨灰架上，不要引人注意，没有我，或没有省革委办事组的介绍信，别人不能取走；第三，你们有什么变动望及时通知我，我给你留下电话号码。”
辛老师傅看了介绍信，听了杜的嘱托，点头称是，心里早已明白了几分：这肯定是哪位重要领导人的骨灰。然而当他从杜手里接过木匣子时，不禁一下子愣住了：他干了一二十年骨灰保管工作，还从未见过如此简陋的骨灰盒……辛师傅试探着问道：“按规定一般骨灰盒只能存放1年，如有特殊情况，也可续存。你们打算存放多久？”“1年太短了，至少存3年。”杜答道。随后，杜在填写骨灰盒寄存单时：除了姓名、性别外，他对“王川”的情况一无所知，怎么填啊？他只得硬着头皮提起笔来。“王川，男，籍贯……”既然把骨灰存放在成都，就填上 “成都”吧！年龄呢？哦！不能填得太大，填大了会扯上老干部，容易引人注目，惹来麻烦，那就写上“终年32岁”吧。在“委托人姓名”一栏，杜写上了自己的名字。紧挨着的“是骨灰的什么人”一栏，杜略一 思考，郑重地填上了“同事”二字。就这样，曾被毛泽东称为“彭大将军”的彭德怀元帅，成了骨灰架上的一个编号——273！
骨灰盒放在火葬场，直到1977年10月下旬，辛自权师傅办理退休手续时，仍无人来取。离开时，他再三叮嘱他的“接班人”甘志群： “千万要慎重对待全部寄存骨灰，不要轻易处理。”他还特别强调说，像“王川”这类有谜未解的骨灰，更应特别重视，绝对不能擅动！辛自权退休回家后，每周都要骑自行车去东郊“考察”接班人的工作，去看 “王川”的骨灰盒。就这样，化名“王川”的彭德怀骨灰，一直在这里神秘地存放了4年（《彭德怀元帅的“骨灰谜案”揭秘》，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09年10月13日）。
八、退出地方，回归军界
1973年7月，秦基伟受命任成都军区司令员职，由北京乘专机至成 都赴任。据随行者回忆，至成都下飞机时，见诺大机场，仅站立一人迎候。此人戴墨镜，便装，灰色裤子，神态甚为谦恭，有形单影孤， 凄风苦雨之感。此人即为刘兴元将军也（吴东峰著：《“刀子嘴”刘兴元》，载《同舟共进》2014年第8期）。
1973年12月20日，毛泽东亲自安排了八大军区（即沈阳、北京；济南、武汉；福州、兰州；南京、广州）司令员对调，要求命令下达10天内，各军区司令员都要到达新的工作岗位，每人按规定仅准带10人以内的工作人员。对调工作干净利落地完成了。其实，当 时全国有十一大军区，除了上述八大军区外，新疆、成都、昆明三个军区的司令员因刚调去不久，没有调动（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1672页）。
据曾思玉回忆，似乎不太积极。毛泽东在12日的会上，曾安抚各军区司令员：“心宽一些，胆大一些，无非是做官，革命嘛！一个不降，一个不撤，一个不批。”但各军区司令员们沉默以对，毛泽东遂又说：“80来岁的钓渭滨(指姜子牙)，我是80岁把你们调来中南海，你们不吭声啊？我是‘一言堂’了，你们不吭声，我不讲了。”
当毛泽东提议“各大军区司令员不再兼省委书记，集中精力搞好军队工作”时，再度遭遇了集体沉默，以致于毛泽东又说：“你们不讲，那我就闭口了！你们一点勇气都没有？开点玩笑吧!”
另据李德生回忆，毛泽东为促成此事，“在政治局会议，包括有部分军区司令员、政委参加的政治局会议上，他多次指挥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邓小平 事后谈起这次对调的必要性时指出，“这是因为毛主席很懂得领导军队 的艺术，就是不允许任何军队领导干部有个团团，有个势力范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目地有二：其一，自“文革”初期军队介入地方，搞“三支两军”以来，几乎所有省、市、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和党委书记，都由各大区司令员、省军区司令员兼任，可谓“军政合一”。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后，“不再兼省委书记”、也不再兼任“革委会”主任，显然是毛泽东“杯酒释政权”，使地方政权与军权得以脱离的一 盘大棋。其二，对调乃林彪“九一三”事件巨震之余波。毛泽东在12 月的会议上特意提及：“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林彪搞什么大小舰队，就不能得胜利。据说，在江西一个省选了三百多妃子，这是共产党干的事吗？”（曾思玉《我的前一百年》(上)，大连出版社2013，第727 页）。
司令员对调后，各军区分别召开了多次党委扩大会议，揭发同林彪集团有关的人与事；如许××、韩××等军区司令员，均被牵涉其中。余波如此之大，足见“九一三”事件对文革冲击之巨（李德生《李德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第466～467页）。
1975年10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都军区司令员秦基伟调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刘兴元改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不再兼任地方职务；由出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赵紫阳兼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对于这一职务的变动，刘兴元曾向军委领导提出，自 己长期做军队政治工作，当司令员不合适。他的意见未获批准后，便服从军委决定，把工作的重点转到着重搞战备、抓训练等军事工作方面来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第19卷.刘兴元》，解放军出版社2013 年8月版，第260页）。
九、悼周总理，批“四人帮”
1976年1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北京病逝。闻此噩耗，刘兴元痛心地哭了，一连三天默默地坐在家中，既不会客也不外出，陷入极度悲痛之中。他不顾江青一伙的禁令和阻挠，指示在军区礼堂设置灵堂，带领军区党委常委和机关干部向周恩来的遗像默哀、悼念。为了表达对周恩来的深切怀念和寄托哀思，刘兴元还和军区党委常委一起，请秘书朗读《内部参考》上发表的几篇悼念文章，当读到周恩来为了党和革命事业，关怀保护干部，热爱信任人民，无私奉献，鞠躬尽瘁的感人事迹时，刘兴元和其他常委一个个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中国人民 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第19卷.刘兴元》，解放军出版社2013年8月版，第 260～261页）。
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刘兴元怀着从未有过的兴奋心情，深入部队传达，结合自己的深切体会，愤怒揭发批判“四人帮”祸国殃民、乱军夺权的罪行。他到重庆驻军传达时，一气讲了四个多小时，群情激动，不断响起掌声。此后，刘兴元和军区领导认真贯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在部队中揭批“四人帮”的罪行，清查同“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纠正被“四人帮”颠倒的是与非，肃清其流毒和影响。通过深入细致地工作，稳定了部队，促进了战备、训练的顺利进行（《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第19卷.刘兴元》，解放军出版社2013年8月版，第261页）。
1977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刘兴元被选为中央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