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3月初，周恩来出访越南，途经广州时接见了广州军区和中共广东省委的主要负责人，对刘兴元、丁盛、任思忠等人说：“四川的张国华同志不久前去世了。四川是个大省，情况很复杂，中央正在考虑接替张国华的人选，我觉得兴元同志合适，但还没有向主席报告。兴元同志可以有所准备。等我访问回来报告主席再定。”过了几天，周恩来正式通知：“毛主席已同意，调刘兴元同志到四川工作。”3月11日、 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在北京两次接见了刘兴元、李大章等人，会上， 周恩来向到会者介绍了刘兴元的情况。宣布刘兴元调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第19卷.刘兴元》，解放军出版社2013年8月版，第257页；四川大事记）。
二、北京会议，险遭算计
3月中旬，中央决定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和成都军区的领导人员进京， 在政治局直接领导下召开四川会议，解决四川在“揭发批判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斗争”中的问题。会址在京西宾馆，会议由四川省革 命委员会负责人李大章和在会议期间由广州军区政委调任成都军区政委的刘兴元担任召集人。会务工作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的许姓年轻人（人称他 小许）和总政治部的刘岩承担。四川来京全体人员，在开会前和会议结束时，两次到人民大会堂由周恩来率政治局全体成员集体接见；中间每天的 会议，一般都有部分政治局委员轮流参加，少则二、三人，多时四、五人，到会次数较多的是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等。期间，周恩来临时安排了一次范围较大的接见活动——除参加四川会议的全体人员外，还有广东、广西、湖南三省区和广州军区的领导人。
1972年3月19日，刘兴元、李大章等7同志向毛主席、党中央、中 央军委写出了《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问题的请示报告》，文中提到“对梁兴初等同志所犯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揭发批判和耐心诚恳的帮助。犯错误的同志在会上作了检讨和交代，表示愿意改正错误，同林贼一伙划清界限，彻底决裂。我们要遵照毛主席“有错误不要紧，我们党有这么个规矩，错了就检讨，允许改正错误”的教导，对他们的这种态度，应当欢迎。”“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增强军政、军民、军队之间的团结。”等。1972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批转四川省委“关于继续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问题的请示报告” （中发［1972］14号）。文件明确指出：中央同意刘兴元、李大章等7同志的请示报告。“中央希望你们领导全省广大军民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谈话纪要》和中共中央一系列有关文件。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锐利武器，进一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对犯错误的同志，要遵照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你们在斗争中，要特别警惕一小撮阶级敌人乘机捣乱和破坏。要排除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要认真地区别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中央对此报告的指示，极大地支持了四川工作的开 展。
在中发[1972]14号文件中，成都军区被点名的将军共6人：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第二政委陈仁麒，第三政委谢家祥，第一副司令员温玉成，成都军区空军政委丁钊，民航总局政委刘锦平。文件中指出:“梁 兴初、陈仁麒、谢家祥三同志上了贼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同时免除了他们的职务。
3月24日，四川会议的议程进行完毕。会议结束时，有几位同志向会务组提出看电影的要求。会务组请他们提个影片名称，大家提了《乔老爷上轿》等七八部。会务组说按官职大小选，谁官大按谁的意见定，于是就按刘兴元的意见，确定放映《王熙凤大闹宁国府》。这部影片是一部“封存片”，得写报告经一位政治局委员批准，才能到国家电影局取片子。会务组都觉得李先念“好说话”。于是，写了借用影片的报告找李先念批示“同意”。当天下午，就从东郊地下仓库里将影片借回。晚饭天黑后，在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刚开始放映电影，中央办公厅来电话通知说，周恩来和政治局同志要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四川会议人员。四川的同志虽全部撤走了，但电影不能停映，因为场内还有五名观众，其中有浙江省革委会负责人及驻浙部队军事首长南某、熊某。第二天上午9点，张春桥、姚文元在京西宾馆接见南某、熊某，在谈正事前，问南、熊这几天都干什么事了。熊说：“昨晚看了场《王熙凤大闹宁国府》的电影，乱七八糟的，什么玩意儿嘛！”于是张春桥马上追查会务组昨晚电影是谁让放的，质问“放这种‘封、资、修’的电影，与‘两条路线斗争’有什么关系，对解决四川问题有什么帮助，你们知不知道这是部香港出的电影，是禁止看的！这个问题很严重，你们要写出深刻检讨！”会务组写了检讨承认错误，大意是：由于我们学习不够，路线斗争觉悟不高，又缺乏文艺方面的常识，不知道电影《王熙凤大闹宁国府》是哪里拍的，演的是什么内容，更没有与路线斗争和解决四川问题联系起来考虑，只是觉得四川来京同志紧张地开了近一个月的会，很辛苦，精神上应放松一下。我们听说有这样一部逗乐的影片，就自作主张盲目地借来放了。四川的同志基本上没有看成，刚看了个头就 去人民大会堂了。我们诚恳地接受首长的批评，认真吸取教训，保证今后不再犯这样的错误。张春桥这才算完（总政治部刘岩《“文革”时期看张春桥有多阴险狡诈》，原载《党史博览》，2013年1月28日中国文化传媒网）。刘兴元也幸亏遇到这样的主动揽责不推责的会务人员，要不因为一场电影，不知“四人帮”又要弄出什么损招来。
三、审时度势防严宽，诚心大义理蜀川
“文化大革命”中，四川省的派别争斗极为严重，“文革”成了 “武革”，除了飞机以外，大炮、坦克、机枪、步枪、地雷、手榴弹等等各式武器，全都用上了。在解决四川问题的北京会议期间，周恩来对刘兴元坦诚地说：四川是拥有7000多万人口的大省，是“文革”中动乱最大，武斗最凶，派性最重的省份之一。“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四川在“文化大革命”中遗留问题多，只有像你这样有方伯之才的人方能担当此任。北京会议临近结束时，刘兴元又请教毛泽东主席到四川应该怎样开展工作。毛泽东是大战略家，也是大政治家，高瞻远瞩，审时度势，自有心得。毛泽东遴选刘兴元主政四川，是想起用一“知兵者”。毛泽东主席嘱咐刘兴元：“到成都后，你先去武侯祠，看一幅对联，你读了这幅对联后，就知道你的工作应该怎么做了。”会议结束后，刘兴元未回广州，直接赴四川履新。面对复杂混乱的局面，严峻的政治形势，担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成都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四川省革委会主任的职务，时人谓之“四个第一”的担子是十分沉重的，兴元深深感到任重道远。但他想到毛泽东让他到成都武侯祠看对联的事，又备受鼓舞，充满信心（《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第19卷.刘兴元》，解放军出版社2013年8月版，第257～258页）。
刘兴元在成都下了飞机后，没有到军区、省委机关，而是直接去了武侯祠。刘兴元问武侯祠馆长梁玟：“毛主席说武侯祠有副楹联对解决当前四川局面很有帮助，不知是哪副楹联？”梁玟说，“记得1958 年春，中央政治局成都会议期间，毛主席来过武侯祠，他在赵藩敬撰的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幅楹联前凝视了许久，看后对此联大加赞赏。”刘兴元得知这副深受毛主席赞赏的赵藩撰的楹联没有挂出来，觉得非常遗憾。建议梁馆长尽快将这副楹联挂出来，可以让更多来参观的人们也能欣赏到，受到教益。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后期，武侯祠已闭馆多年，好多匾、联都被红卫兵砸过，不知这副楹联还在不在？但梁玟先答应说，“好的，好的。这幅对联已经被破了‘四旧’，摘下放在仓库里了。我马上落实。”刘兴元书记走后，梁玟馆长在仓库里找了半天，只找到一块上联，下联怎么找也找不到，要在短期内将楹联挂出来是不可能的。可是一想，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岂能耽误。忽然急中生智，看到赵藩所写的上联字迹有点像现在的舒同体，就请一位能写舒同体的书法家来完成这一任务。如果光补下联，字体会让人看出破绽，还不如上下联均由一人来写，反正一般人是看不出破绽的。就这样，不到两天功夫，一副崭新的楹联就挂出来了。一时间,武侯祠“攻心联”更是名声远播。一直到 20世纪80年代，武侯祠的管理人员才在档案室中找到了赵藩所写楹联的真迹，还了历史的真面目（谭启晓著《武侯祠楹联趣谈》发布日期： 2005年4月28日）。
刘兴元在武侯祠虽然没有看到赵藩所写楹联的真迹，只听了楹联的内容，但由于刘兴元勤奋好学，熟悉三国历史，也很仰慕诸葛亮这个老乡（诸葛亮的祖籍也在沂蒙山区）的才能智慧和高风亮节，业已深刻体悟到其内涵：在处理军、政事务中，能采取高明的攻心战术，以德义服人，便能将“怀有贰心、疑虑不安”的对立面消除顾虑；自古以来，深知用兵之道的军事家，并不是单纯凭藉武力，爱好战争，以势压人，如果不能审时度势，把握事实真相，那么，其政令无论是宽是严，都会因与实际不符而产生失误，后来管理蜀川的人，当以此为鉴。这副对联高度概括了诸葛亮一生的文治武功及治蜀经验，给了刘兴元很大启发（《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第19卷.刘兴元》，解放军出版社2013年8月版，第257～25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