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侯”们个个金口紧闭。试想刘丰如果在8月16日透露，丁盛、 刘兴元如果在8月28日透露，那“九一三”就不是“九一三”了，肯定会提前。但是“可惜”，从8月16日到9月6日，毛泽东的谈话被他自己 的命令死死“封锁”，“大棒”始终没有挥动起来。北戴河的“蛇”不动，“虎”也不动。这怎么行呢？总得让某些人“立功”吧。一定要让北戴河知道。广州军区是四野南下的最后根据地，林彪是四野司令员，在四野威信最高，他的老部下中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对林彪“封锁”谈话内容。毛泽东让汪东兴通知丁盛和刘兴元，向广州军区师以上干部传达他南巡谈话的主要内容。既然有令在先，不许外传，为什么让广州军区大张旗鼓地传达呢？想当年杨勇（北京军区司令员）就是因为传达了某次会议的内容，结果被抓，一关四年多。如果没有“圣旨”，再借给丁盛、刘兴元几个胆子，也不敢开大会传达啊！此举一箭三雕：既给林彪透了个信，又可以发现“死党”，同时也给广州军区绝大多数干部打了“预防针”，别跟着林彪跑（于南《关于林彪事件若干历史问题的考察》，载《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6月第一版，第178页）。
刘兴元听了毛泽东的谈话，既紧张忧虑，又感到责任重大。他同丁盛回到广州以后，按照严格保密的规定进行吹风，向军区党委和有关人员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精神。9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广州军区2000多名师以上干部大会，丁盛主持，由刘兴元传达“吹风”，传达 毛泽东讲话的主要内容，刘兴元把毛泽东说他“同黄永胜是儿女亲家” 的话也如实作了传达（资料来源于于南《关于林彪事件若干历史问题的考察》，载《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6月第一版，第178页;《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第19卷.刘兴元》，解放军出版社2013年8月版，第255～256页）。
召开师以上干部会传达毛泽东南巡谈话的主要内容，这在其他省份里绝无仅有。别说天高皇帝远的广州，就是北京，也只有很小的一个圈子知道最高层的分歧，甚至“上了庐山”的大部分中央委员，都不了解实情。广州军区的传达会议开了一个下午，还没传达完，晚上接着传达。规定三条纪律，不准记录，不许传达，不准向北京报告传达的内容。还专门指定军区政治部一个副主任进行现场监督检查。毛泽东南巡讲话矛头直指林彪，而且传达到广州军区师一级的干部了，却不准往北京传，不准“林副主席”本人知道，他的本意是想完全封锁他的南巡讲话吗？是真不想让林彪知道吗？其实不是，毛泽东的本意就是要传给 “北戴河”，就是要打草惊“蛇”，敲山震“虎”。“北戴河”知道了，必然要蹦起“三丈高”。
果然，顾同舟(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钻进了毛泽东的“圈套”。会议要求不准记录，他却偷偷往香烟壳上记。回家顾不上吃晚饭，先给周宇驰打了个电话。因为晚上还要接着传达，约定传达完后再打电话。23 时35分，于新野来电话，听顾同舟讲了一个多小时。周宇驰原定9月6日到广西桂林，临时改变计划，9月6日一大早，周宇驰打电话向林立果报告；15时驾直升机和于新野带着15页的电话记录，飞到北戴河。
9月6日晚上，周宇驰给顾同舟打电话说，昨天晚上于新野的记录我们都看过了，林(立果)副部长也看过了，我们非常感谢你，你在关键时刻立了一功。林(立果)副部长让你再整理一份文字稿，派人送到北京来。顾同舟连夜整理出长达50页的材料，9月9日下午，派妻子张亚青坐34师的飞机送到北京。并附上一封信，说传达中除主席提到副主席 (林彪)外，主持会议者丁盛和传达者刘兴元都没有提到林彪。在那种时候，毛林不可分，怎么就分了呢？顾同舟说，我想到，主席指示很多，决不止传达的这些。确实，有些内容涉及到林彪，刘兴元并没有传达 （舒云著：《林彪事件完整调查》，明镜出版社，2006年8月）。
这次吹风后不几天，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林彪叛国出逃事件，由于黄永胜曾经长期担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又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的主要干将，因此“九一三”事件一发生，毛泽东和周恩来就特别重视广州军区的动向。刘兴元自从9月13日凌晨接到周恩来通报林彪已乘机叛逃的电话后，就坚决迅速地执行中央的一系列紧急指示。对林彪叛国出逃事件，按照中央的规定，内外有别，严格保密，有步骤地进行了传达（《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第19卷.刘兴元》，解放军出版社2013年8月版，第255～256页）。
汪东兴回忆说，主席跟我讲，我讲了一点意见，（广州）他们回去向师以上干部传达，2000多人，他(林彪)就不敢去（广州）了，只有往北(苏联)走。“九一三”事件两个月后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南巡我讲了一路，一路都讲，无非是讲了一点材料，陷得比较深的是广州， 他们现在搞得比较好，其次是武汉（于南：《关于林彪事件若干历史问题的考察》，载《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 6月第一版，第183页）。
9月13日晚，林彪“联合舰队”有7个成员乘火车逃往广州，周恩来命令广州军区将其逮捕。9月15日，这7个林彪死党在源潭车站被抓获。
9月21日，省委在珠岛宾馆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人员有317人，刘兴元主持。会议主要内容：传达毛泽东批示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中共中央57号文件），并进行了讨论。与会人员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深表愤慨，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的英明决策。
10月8日，丁盛、刘兴元主持召开了广州军区党委、广东省委党委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主席批示的《中共中央通知》即57号文件，与会人员对林彪一伙的罪行都切齿痛恨，非常义愤，纷纷向党中央表态： （1）坚信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在任何时候，无论出现什么样复杂的情况，都紧密团结在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2）继续深 入揭发批判林彪的罪行，彻底与他划清界限，认真读马列的书，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不断提高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增强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3）百倍警惕，加强战备等等。
10月，省委和各市、地、县委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开始对林彪一伙在广东地方上所搞反革命阴谋活动进行揭发、清查工作。广东省委10 月中旬成立了“01”号办公室，专门清查与林彪反党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
10月23日至27日，省委常委继续召开会议，进一步揭发批判林彪反 党集团。期间，还组织与会者到白云机场和白云山察看林立果的特务据点，从而更加深了对林彪一伙篡党夺权、企图另设中央的罪恶面目的认识。
11月25日，省委常委召开扩大会议。各地区的主要负责人也出席了会议。会议听取了各地区关于贯彻中共中央[1971] 57号、69号文件情况的汇报，并研究了进一步深入学习、落实中共中央文件的措施。10月 28日，周恩来到会讲话。广州军区负责人出席了会议。
11月，省委分批向全省中共党员、干部职工，传达中共中央印发的《毛主席最近批示的七个重要文件》。此后，在一定范围内，进一步揭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和进行整风，继续清查与林彪事件有关的人和事（《中国共产党广东历史大事记（1949.10-2004.9）》）。
“九一三”事件后，刘兴元主动向中共中央写了检查，严格而坦诚地检查了自己同林彪、黄永胜的关系，表明了对林彪事件的认识和态度。毛泽东看了刘兴元的检讨，认为满意，批了“心平气和”4个字。还要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华国锋打电话告诉湖南省军区政治委员兼湖南省委书记、省革委副主任卜占亚向刘兴元学习，好好写个检查（《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第19卷.刘兴元》，解放军出版社2013年8月 版，第256页）。
广州是林彪反革命集团重点经营的巢穴，为了防止意外，毛泽东曾先后派华国锋、李先念、周恩来到广州，检查有关林彪反革命集团营垒的情况和善后措施落实情况。事后，周恩来说：中央认为，刘兴元和广州军区对林彪问题的态度是积极的，处理是果断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第19卷.刘兴元》，解放军出版社2013年8月版，第256 页）。
“九一三”事件后，一个声势浩大的“批林整风”运动在全党全国和全军迅速展开。刘兴元领导广州军区和广东省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揭发批判与林彪有牵连的人和事。由于江青等人怀着不可告人的目地，插手运动的领导，说广州军区是林彪的“老巢”、“黑窝”，要抓一大批 “死党”、“爪牙”，并提出“广州军区策应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 问题。刘兴元和军区其他领导对此坚决予以否认。但是江青等人仍不死心，直到刘兴元1972年调往四川工作之后，仍对他抓住不放。1974年秋，王洪文还曾要刘兴元交待“林彪南逃”问题，刘兴元说，确实一无所知。1974年毛泽东在接见一批高级干部时曾拉着刘兴元的手说：“你是个好人哪！”（《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第19卷.刘兴元》，解放军出版社2013年8月版，第256～257页；迟泽厚：《人间自有真情在——战备疏散来穗老干部接待记》；《广东党史》，2007年第四期）。
迟泽厚说：“九一三”事件之后，大批原第四野战军干部受到审查、处理，因毛泽东曾讲过刘兴元的好话，才使他躲过一劫。然而事实证明，像他们这种经历的人，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在长沙被接见的广州军区丁盛、刘兴元、卜占亚三人都被陆续“补课”，无一幸免（叶曙明《 迟泽厚访谈(节录) 》，2005年11月22日）。
1974年7月29日，中共中央向广州军区党委发出指示电，就军区在 “批林批孔”运动中对干部点名过多、打击面过大提出批评，并明确要求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军区党委第二书记的韦国清到广州后与军区党委常委一起认真学习中共中央指示电和有关文件精神，并进行谈话，了解情况，做思想工作。经韦国清的努力工作使问题解决得比较妥当（《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第6卷.韦国清》，解放军出版社 2013年8月版，第412～413页）。
刘兴元在担任广州军区副政治委员和政治委员的17年中，特别在由他主持“文革”期间广州军区和广东省地方工作的6年里，付出了心血。他在全国性动乱和错综复杂的环境中，由于主客观的种种原因，工作中也出现了一些失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第19卷.刘兴元》，解放军出版社2013年8月版，第257页）。
迟泽厚在接受广东作家、近代史研究者叶曙明的采访时曾秉公直陈：“（现在）我是广州市志军事志的主编之一，最后定稿也是我定的。写到‘文革’那一段，我就坚持这个原则。广州‘文化大革命’的损失在全国是最小的。与全国其他地方比，武斗发生最晚，清理最早，死伤最少”（叶曙明：《迟泽厚访谈.节录》，《华夏文摘增刊》第四六六期，2005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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