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初的刘伯承元帅。1951年1月15日（阴历腊月初八），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的成立和开学典礼在原华东军政大学驻址广场上隆重举行。刘伯承院长主持了典礼仪式，并致训词。他说：“我们军事学院的训练方针是，在人民解放军现有素质及军事思想基础上，熟悉与指挥现代各技术兵种，并组织协同动作，同时熟悉参谋业务，通信联络，以准备同外国侵略者作战。”华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宣读了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给军事学院的题词：“努力学习，保卫国防。”同时，陈毅还作为中央军委的代表，向军事学院授予八一军旗。当刘伯承从陈毅手中接过八一军旗时，全场教职员工群情激昂，掌声雷动。从此，我军最高军事学府正式成立，各个教学单位立即开展了工作。
1951年罗义淮在军事学院大会发言照，时任文化教授会主任。南京军事学院编制是“横宽纵短”，分为：高级速成系、高级函授系、政治速成系、基本系、情报系、战役系、海军系、空军系、炮兵系、装甲兵系、防化学兵系、战史系、俄文外语训练班等13个教学单位。设置战役、战史、政治、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社会科学、文化等十几个教授会。机关设有六个部（政治部、干部部、军事科学研究部、军事训练部、队列部、院务部），还有三个处（秘书处、财务处、保密处）直接归院党委管。
罗义淮任文化教授会（后改文化外语教授会）主任，焦敏之任副主任（非党员），俞震任政治协理员（后任副主任）。1953年后，由罗、俞两同志负责，在制订教育计划、研究教学方法和教学制度上，诸如教授方法、学习方法、入学考试、训练编组、课程排练、成绩考核、升级降级等各个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教授会配备了一支很强的文化教育师资队伍。文化教员一部分是原华东军大和华北军大的老教员，具有速成文化教育的初步经验；一部分是南京解放后从地方各大专院校聘请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一部分是解放战争后期渡江作战前后及抗美援朝初期入伍的知识青年。用大学教授为主，传授中小学文化知识，师资力量自然是很强的。而学员的特点，虽然文化程度低，但政治思想强，军事知识强，理解能力强，这些又是文化教员们所不及的。文化教授会教员最多时有300多人（仅数学教研组就100多人）。文化教授会认真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调动起每个教员的积极性，1950年12月领受任务，1951年1月8日就正式开课。按照学生不同的文化程度分门别类，作计划、编教材、分组编班（分甲、乙、丙三级）。开课最多时有70多个教学班。
建设现代化的军队，需要有较高文化科学知识的领导干部。但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我军老干部学员文化程度普遍比较低，为此，刘伯承院长提出了开展“速成的、联系实际的、但又是正规的”文化教育工作。文化教授会实际就是一所军队干部文化速成中学。军事学院基本系学制三年，速成系学制一年。所有学员入学后必须先学基础文化知识（即从高小的语文、数学和初中的理化课程学起）。而苏联顾问不懂中国国情，要求学员一入学就直接学军事。为此，刘伯承院长还与苏军代理首席顾问梁木琴柯吵了一架，刘帅坚持学员要先学文化，称作“借脚”；梁木琴柯大怒，扬言要告状到总司令那里去。
军事学院经中央军委批准开设了预科文化教育：速成系的文化预科为半年，完成系为一年，以教授语文、数学为主，理化和俄文代语为次；联系军事教育的实用内容，通过文化教育，更好地学习先进军事科学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经过半年至一年的速成文化教育，一般相当于普通学校两年左右的进度。头5年有3561名学员文化预科毕业，领取了学习军事理论的“钥匙”。几十年后，许多工农出身的老将军感慨道：“真正喝点文化水，还是在军事学院”。
1952年春，毛泽东第一次视察南京军事学院，听完学院副教育长陈伯钧和政治部主任钟期光汇报后，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延安有个清凉山，南京有个紫金山。”当时在上海治病的刘伯承院长回南京后很快向全院教职员工作了传达，要求大家以南京比延安，以军事学院比抗大，学习抗大干部的献身精神，不图名、不图利，一辈子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最后“死在南京，埋在紫金山”。从此，这句话就成了军事学院教职员工的口头禅，成为他们献身于党和军队教育事业的座右铭。罗义淮忠诚党和军队的教育事业，平生最爱自己的教育岗位，常以教员“一身粉沫，两袖清风”为荣。他生前常讲的一句话：我是个“教书匠”。
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的学员，原来都是各部队的首长或机关部门领导干部。他们经过学院深造，毕业时被评为优秀学员，自然十分幸运。然而，学院决定将一些最好的毕业生留下当教员，除少数有兴趣者外，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干，认为是“吃粉笔灰，坐冷板凳”。当时曾有“五分当教员，四分当参谋，三分当首长”的所谓“不平”议论。作为一个“老抗大”，罗义淮从来不为回部队“当官”的欲念所动，始终以“死在延安，埋在清凉山”， “死在南京，埋在紫金山”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不图名利、不为升官，用“三更灯火五更鸡”，“拿着黄牛当马骑”的精神，为培养军队建设人才，兢兢业业、扎扎实实在军队院校埋头苦干了几十年。后来，一些当年与他平级的老战友，在部队工作职务晋升比他快，有的以前的下级还超过了他，他听说后总是不以为然、一笑了之。
由于在军事学院任教，罗义淮与全军许多高级干部特别是工农出身的干部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上世纪50年代，《红旗飘飘》、《星火燎原》丛刊征集老红军、老八路撰写革命回忆录，许多工农出身的将军单靠自己的笔杆子写不出来，纷纷请求罗义淮帮忙。罗义淮就利用星期天、节假日，带领文化教授会的语文教员，到学员家中听其口述记录，然后再整理加工文字，修改成一篇篇精彩的回忆文章。数十年过去后，老将军们还总是记着这件事，见到罗义淮仍以老师相称。
1953年冬罗义淮在南京军事学院梅园新村。罗义淮革命一生最辉煌的时期应该是在南京军事学院。由于他学习努力，工作勤奋，德才兼备，深得德高望重的刘伯承院长器重，曾在全院干部大会上多次表扬，称其为“军事学院少壮派”。军事学院哪个部门初创新建、困难较大，院首长常常派罗义淮去兼职，解决具体问题，他把此称作“鞭打快牛”，“拿着黄牛当马骑”。罗义淮除了干好文化外语教授会的专职工作外， 1951年3月至8月，兼任训练部政治处主任；1951年9月到1952年2月，又兼任基本系第一学年级副主任（谢振华时任主任）；他还长期担任军事学院党委监察委员会（相当于后来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952年3月至6月，罗义淮曾随陈伯钧副院长率领的军事学院高干见学团，到朝鲜前线学习考察过三个月，在战场上亲身感受到志愿军指战员的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精神。这是他一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出国。1955年底，罗义淮调任军事学院秘书长，直接在刘帅身边工作。
1956年刘伯承院长兼政委颁发给罗义淮的“一等奖”奖状。
1956年1月15日，院长兼政委刘伯承亲自发布《军事学院建院五周年授奖令》，授予文化外语教授会先进集体奖，授予罗义淮先进工作者一等奖（其中包括杨得志、张震共33人）。罗义淮以刘帅为榜样，30多岁开始坚持自学俄语，50年代中期已达到能看懂苏联《真理报》的程度。
1955年解放军实行军衔制，罗义淮在第一次授衔时被授予上校军衔，并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毛泽东主席1956年1月视察南京军事学院与学院在职干部合影，刘伯承、陈毅、罗瑞卿、谭震林等陪同。二排右起第十三人为罗义淮，时任军事学院秘书长。
二排左起第三人为罗义淮。
1956年1月11日，毛泽东主席在陈毅、罗瑞卿、谭震林等领导同志陪同下再次视察军事学院，接见了学院各部、系、教授会以上领导干部，罗义淮得以与毛主席合影留念，更加坚定了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信念。罗义淮热爱党和军队教育事业，生前常常自诩是个“教书匠”，并非把自己贬为一介书生。他是为能亲历培育我军成百上千高级将领的实践活动而感到无上光荣和自豪。他实际上是一个带枪的文人，无愧于“军中大秀才”美誉。
1957年罗义淮夫妇从南京调北京工作前“全家福”，长子小兵8岁，长女晓英6岁，次女晓燕4岁，次子晓伟2岁。
1957年五一节，罗义淮调任战史系政委（崔星任战史系主任）。
战史系1957年8月整体迁往北京高等军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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