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从化温泉老干部接待工作的人员，都须严格执行“约法三 章”：“工作主动，保证服务质量；在温泉不准往广州打私人电话；未经批准不得离开温泉。”这三条中，比较难的是后两条。从广州派往从 化的几十名工作人员，半数以上是成家有孩子的中层干部，家家都有难念的经。参加接待工作，按照规定时间，长期不能顾家，怎么办？但 是，困难再多，没人叫苦，没人讲价钱。大家都把参加接待工作视为领导对自己的信任，当作政治荣誉，光荣使命。因为这些老干部是“毛主 席送来的客人”，特别是像朱德、董必武等老革命家，他们功勋卓著，万众景仰，能在他们身边工作，可谓机会难得，无限荣耀，个人一点点困难算得了什么？
在众多不顾个人困难一心只想做好接待工作的人中，医务组长刘继才的情况很有代表性。他妻子长期患病，基本失去生活自理能力。每天接送两个上幼儿园的孩子，到饭堂打饭，都是刘继才的事儿。受领接待任务后，做过多年保健工作的刘继才深知自己肩上担子的分量。为了能集中精力完成任务，他一狠心，把两个孩子带到温泉，送进地方上一个条件简陋的幼儿园，以便就近照料。至于妻子，他只能叮嘱一番，再请单位的同志们费心关照一下，其它的只能听天由命了。作为接待组长的陈良顺，更多的是和老干部的夫人们打交道。一天，张云逸大将夫人韩碧来找他，说她的两个孙子缠着她，请求给他们买辆自行车。她知道自行车是凭票证供应的紧俏商品，根本无处可买，所以请陈良顺想想办法。陈良顺为此去找了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广州市革委会主任黄荣海，黄荣海特批由专为外宾服务的友谊商店售予1辆小凤凰自行车。两个孩子一个十二三岁，一个将近十岁，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自从有了这辆宝贝车，两人几乎一刻不停地在温泉区骑车兜风。孩子高兴，张云逸夫妇也高兴。
工作人员殚精竭虑为客人服务的精神和行动，极大地感动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失去了昔日尊严的老干部和他们的夫人。过年了，各家各户纷纷请直接为他们服务的医护、警卫人员吃饭。被请者婉言谢绝，有的老干部竟然发了脾气，于是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迟泽厚：《人间自有真情在——战备疏散来穗老干部接待记》，《广东党史》,2007 年第四期）。
夏天来了，朱德常伫立河边，看着缓缓流淌的清澈河水，不时发出赞叹声。终于有一天他提出要下河游泳。保卫组的工作人员对这位84 岁老人的要求不知该如何处理。经过请示报告，又征求康克清的意见， 终于同意了老人的要求。工作人员先在朱德房前的河边砌了一个水泥台阶，又给朱德找来一个汽车内胎。游泳时，刘继发先下水清除掉河道中的杂物，另一位警卫员为朱德套上汽车内胎，扶他下水。刘继发水性很好，他缓慢地在前面领着，岸上还有一名善于游泳的保卫干部密切注视着河中动向，康克清也在岸上跟进。水中的朱德这时仿佛忘了他的年龄，不时欢快地叫喊。每次游罢上岸，他都握住刘继发的手，说些感谢的话，并盛赞流溪河水的清凉，“游一游真痛快呀!”（迟泽厚：《人间自有真情在——战备疏散来穗老干部接待记》，《广东党史》,2007 年第四期）。
朱德随带的两名警卫员，都来自8341部队(中央警卫团)。其中一个很有些“造反派”的味道，对朱德态度简单粗暴，有时甚至对老人出言不逊。康克清忍无可忍，向警卫组长、工作人员临时党支部书记刘继发讲了，刘又报告了李维英。李维英在向刘兴元、杨梅生汇报从化接待工作情况时，讲了此事。杨梅生立时拍了桌子。叫道：“反了!老李，你马上给王良恩打电话，要他们换人!”王良恩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负责老干部疏散工作。李维英向王良恩转达了军区领导的意见，话讲得委婉而明确。那个年轻人很快便调回北京（迟泽厚：《人间自有真情在——战备疏散来穗老干部接待记》，《广东党史》,2007年第四 期）。
广州军区和省领导不时去温泉招待所看望这些老干部。去得次数最多的是刘兴元，他有时还在那里小住数日，对住温泉招待所的中央领导人逐一看望。刘兴元喜爱书法且自学成才，他常携自己的作品向书法名家董必武求教，董必武也不时以他的作品回赠。1970年春节到了，刘兴元带领军区和省领导人到温泉招待所挨家挨户拜年，然后又以主人的身份，请老干部和夫人们吃团圆饭。朱德特别高兴。刘兴元等人告辞时，朱德拿出用山上挖来的老竹亲手制做的3根手杖，送给刘兴元、丁盛、 杨梅生每人1根。 1970年7月，中央派飞机接朱老总返京。杨梅生夫妇和李维英代表军区主要领导去温泉送行，医务组还特派护士李双莲随机护送。此时的朱德同9个月前他刚来广州时判若两人。康克清高兴地说：“老总现在的身体比去年强多了。老总说，军区的接待工作做得很好，特别是这里的医生、护士们，技术好，责任心强。”朱老总又说：“请你们代我谢谢刘兴元、丁盛同志!”（迟泽厚：《人间自有真情在——战备疏散来穗老干部接待记》，《广东党史》,2007年第四期）。
从朱德返京开始，被疏散到从化温泉招待所的老干部陆续有人离开。1970年8月23日，中共中央于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一些身为中央委员的老干部于8月中旬离开从化赴会，然后返回北京。这是同时离开从化人数最多的一次。董必武走时，医务室为他开了多种在北京难求的紧缺药品，老俩口十分高兴。其他各家也都对工作人员说了许多感谢的话。到1971年初，又有几户人家被批准返京。最后剩下三四户不肯回去，他们已习惯了广州的生活，何况此时北京正值隆冬。随着客人不断减少，驻从化招待所的工作人员也陆续作了调整。这场接待任务始于1969年l0月，却没有正式的结束时间。剩下的几户人家，以后逐渐纳入正常接待任务，由军区招待部门管了起来。在1年多的时间里，绝大多数客人对接待工作比较满意，他们最看重的是，这里的工作人员对他们恭恭敬敬，工作兢兢业业，在工作人员身上看不到一点“造反派”的影子。他们在这里又找回了昔日的尊严，特别是那些在北京被称为“老机”、“老右”的老干部，对此感触尤深，他们认为这种环境、氛围，比优越的物质条件更为珍贵（迟泽厚：《人间自有真情在 ——战备疏散来穗老干部接待记》，《广东党史》，2007年第四期）。
对于近年社会上不断出现一些所谓“大揭密”的文章，其中有不少涉及1969年北京老干部疏散问题，说朱老总等人在从化如何受到刁难、限制等等。对此，当时负责接待老干部的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李维英同志十分恼火，但又深感无奈。他说：“1969年北京疏散老干部问题，其实在《毛泽东传》、《周恩来年谱》和一些官方出版的‘大事记’ 中，都有明确记载，但有些人偏要信口开河，越传越玄”。“我希望每个有良知的人，都以对历史、对后人高度负责的精神，努力排除各种杂念和干扰，讲真话。”（迟泽厚：《人间自有真情在 ——战备疏散来 穗老干部接待记》，《广东党史》，2007年第四期）。
刘兴元还保护了一些专家、学者和科技干部。中山大学的史学家、老教授陈寅恪，中山医学院的眼科专家陈耀真和毛文淑夫妇，在国际上都很有名望。刘兴元专门派人把他们保护起来，免遭批斗之灾。广州军区总医院和解放军三〇三医院有几十位医生，是原国民党时期的医官，都有较丰富的医疗经验和高明的医术。“斗、批、改”运动中，广州军区后勤部有人列出名单，建议将其中一部分人抓起来，有的要作复员处理。刘兴元在军区党委会上严肃批评并予以制止。他说：不能这样干！他们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技术干部，多少年才能培养出来。有错误可以批评，个别有历史问题的可以审查。但不能抓他们，也不要复员，要继续留用(《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第19卷.刘兴元》，解放军出版社2013年8月版，第254～255页）。
197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各地刮起大抓“五·一六”之风，引起极大混乱。刘兴元召集会议研究决定：县以下一律不动，在县以上及军区机关中，要先进行调查研究，摸准情况，准备材料。只在已进行隔离的干部中清查，一律不准随意抓人。从而使广东避免了许多冤、假、错案(《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第19卷.刘兴元》，解放军出版社2013年8月版，第255 页）。
（作者：刘欣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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