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家走完，刘继才发现所有老干部都没带病历，这说明当前他们在北京的医疗保健工作，与他们的原来的职位很不相称。依这些老人们现在的处境，看来很难向他们原来的医疗单位借调病历，只有尽快重新建立。这是难度很大的工程。刘继才迅即组织人力，分头到各家访问夫人、秘书、警卫员，详细记录，回到医务组后又逐个研究，连夜整理，忙了一个通宵，终于为老干部和他们的夫人每人新建了1份病历。
第二天上午，医务组的医生、护士们开始按照分工到各家探视、巡诊。“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些老干部原来享受的保健待遇，有不少被作为“特权”取消或“改革”掉了，现在他们又享受到热情的上门服务，人人都很激动。有的客人用试探的语气提出：能否解决点稀缺药品？事情反映到刘兴元那里，他毫不迟疑地表示：只要军区有的，充分保证；没有的，到地方医疗单位找；还没有的，到香港去买。老同志们闻之热泪盈眶，跷指称善（迟泽厚：《人间自有真情在——战备疏散来穗老干部接待记》，《广东党史》,2007年第四期）。
这年朱德已是84岁的老人。他患Ⅱ型糖尿病，离不开胰岛索；高血压，高压200，经常低烧，浑身无力，不愿走动，常打瞌睡。刘继才指定内科副主任修浩川和五好护士李双莲专管朱德的医疗保健。朱德对为他服务的人员非常客气，修浩川和李双莲每次上门，康克清都闻声到门外迎接，朱德则站起来让座。二人哪里能坐？康克清便说：“快坐下吧，你们不坐，老总也不会坐。”二人只好赶快坐下。人老了，肌肉松弛，血管难找，护士给朱德打针总有些紧张。这时朱德总是笑着 说：“别急，别急，你们打针一点都不痛。”经过1个多星期的调治，朱德的身体和精神便好了许多。一天上午，朱德忽然由康克清搀着来到设在翠溪大楼的医务室。这里距朱德住的松园5号约有五六百米。一进屋，康克清便高喊：“老总看望大家来了!”工作人员都围拢上来。朱 德提起他的手杖，左右挥动了几下，高兴地说：“你们看，我又能走路了!”
此后，他和康克清的身影便不时出现在流溪河畔。这位老人越走越来劲，后来竞能一气走到l公里之外的军区招待所，找住在那里的董必武聊天。
董必武主要是心脏不好。需服花旗参。这是稀缺药材，在北京很难解决。杨梅生派人从香港买来1斤，董必武夫妇高兴得不得了。
李富春两年前被打成“二月逆流”重要成员，长期心情不好，睡不好觉；假牙又坏了，吃不好饭，痛苦不堪。经过医生和护士每天上门为他针灸，他的睡眠逐渐改善；总医院牙科主任戴策安又亲白为他做了一副假牙，一试便很合适，他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为了全面掌握每一位老干部的病情，医务组安排他们分批到军区总 医院作了体检。为减少老人进城往返乘车之苦，一些单项的比较简易的检查，则尽量在医务室做。为此，从军区总医院搬来不少仪器、器材。总医院的心电图机不够，特地进口了2台西德机器。
当得知老人们大多喜欢中医、中药和推拿按摩时，总医院领导便要中医科副主任崔殿普每周到从化巡诊一次，又通过卫生部向罗浮山疗养院借调了1名推拿技师和1名专司煎药的护士，并在医务室的天台上搭了一个棚子，砌起煎药的炉灶，每天为服中药的老人统一煎药。温泉医务室常驻工作人员共有内科正副主任7人．其中包括曾受周恩来之托赴河内为越南胡志明主席看过病的内科主任张孝；主任医师和医师5人；技师、护士、助理员14人，其中有五好护士6人。此外，总医院领导还指定该院各科室的20名正副主任、5名医师、3名技师、2名技 术员、1名护士、1名助理员和2名司机处于待命状态，随时准备去从化温泉医务室增援或换班。
刘继才曾不无得意地对李维英说：“我们这个医务室，也可以算个小医院了!”刘继才大约主要是从医务室的规模、设备讲的，如果要讲到医务人员的素质，一般医院怕就望尘莫及了。
冬天来了。考虑到温泉所处的山区冬天气候多变，医务室给所有老 干部、夫人以及孩子，都注射了防感冒的丙种球蛋白。这在当时可是市场上买不到的稀缺药品。
刘继才是个勤勤恳恳、一丝不苟的人。他经常和大家一起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在他1970年7月26日的书面总结中，记录了一大串反映医务组工作情况的数字：在10个月的时间内，共为20多户老干部和他们的亲属肌肉注射1195人次，静脉滴注362人次，煎中药3712付；做心电图102人次，各种化验600次；陪送住院14人，其中做手术8人，拔牙17 人，镶牙16人……数字是枯燥的，却能说明很多问题（迟泽厚：《人间 自有真情在——战备疏散来穗老干部接待记》，《广东党史》,2007年第四期）。
这次疏散来广州的24户老干部，与一般冬休人员有所不同，虽然周恩来对他们的生活待遇作了明确指示，但刘兴元等军区领导决定还是要尽可能为他们提供一个更加舒适的环境。凡住独立房舍并有小伙房的10多户客人，各配1名厨师，单独起伙；对住大楼的客人，则每两户配1名厨师；随员在工作人员食堂就餐。从化县革委会遵照广东省革委会指示，专在温泉招待所开设了个临时供应点，包括当时对城市居民定量供应的肉、油、禽、蛋等，一律敞开供应。客人们都对周恩来的指示精神有所了解，生活上很少提出要求，作了居家过日子的长期打算。
接待组长陈良顺说：“我理解，总的精神就是要注意节俭，不要铺张。说是不给补助，小伙房的标准是每人每天两块五毛。哪够开销? 实际上，亏空最后还是得军区补。另外，还有些补助是没有算进去的：招待所生产的水果、蔬菜，塘里养的鱼，分给各个小伙房，都不算钱； 还有，温泉北面的山上有野猪，招待所副所长许佩初是打猎高手，我多次和他上山打野猪，一般都不空手回来，打回的野猪也是一家分一块， 老首长都喜欢吃。这些若都算钱，也不是个小数呢!当时大家就一个想法：都是自己的老首长，哪能和他们去算细账!只要他们高兴就好。 老干部的夫人们相对年龄较轻，她们是这支队伍中比较活跃的力量。多数人不肯闲着，既然要在从化（温泉）长住，许多人便想弄点家庭副业。温泉草地、坡地多，适于养鸡，凡住楼下和独门小院的，多数都养了鸡，把鸡放出去吃野食，接待组再帮助解决一些饲料，加上剩菜剩饭，不费多少劲，鸡生长很快。陈良顺说：“养得最多的是张云逸夫 人，足有二三十只，到后期，她每天收的鸡蛋都吃不完。”温泉四面环山，有时一些夫人还结伴上山挖野菜，采蘑菇。康克清早年打游击时，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哪些能吃，哪些有毒，她一看就知道，夫人们都尊她为师。
董必武夫人何莲芝则属于另一种类型。她既要照料已经84岁高龄的董必武，又要看管好刚刚会走路的小孙女，因而较少参加夫人们的集体活动。她随带一只笸箩，装的都是针头线脑和碎布。工作人员去他们那 里时，经常看到这样一种景象：小孙女睡在床上，何莲芝满怀怜爱之情守护在一旁，手里还不停地飞针走线，董必武则专心致志地用旧报纸练他的书法。祖孙三人，其乐融融。
这批老干部都曾有过辉煌骄人的往昔。如今，他们在缺乏思想准 备的情况下突然被疏散出京。而且“规矩”很多，又不知何日是归期，他们不可能没有一些想法；更何况环境骤变也给他们生活上带来很多不 便和困难。但是，他们毕竟都是历经磨难的革命家，很快便适应了环境的变化，生活中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们普遍关心国家大事，听广 播、看报纸是每天的必修课（迟泽厚：《人间自有真情在——战备疏散来穗老干部接待记》，《广东党史》,2007年第四期）。
刘兴元很关心老干部的文化娱乐生活，军区政治部电影放映站， 保存着“文化大革命”前军区放映过的大量国产片和进口片，挑几部不太犯禁的影片并不困难。为了突破被群众称为“老三战”（即《南征北 战》、《地雷战》、《地道战》）的影片，放映封存片，大得人心，皆大欢喜。开始是每周一次，每次一部，以后增加到每周两次，每次两 部；选片范围也越来越宽松。一些老干部和夫人们高兴地说：“在北京可没这个待遇呀!”军区战士杂技团技艺斐声军内外，过新年时，军区 领导派他们到温泉招待所进行了专场演出。杂技团有不少小演员，有些老干部和夫人拉着他们的手，问长问短，宛如对待自己的孙辈。经历动 乱之后重新组建的国家乒乓球队到广州来，也被请到温泉招待所作表演赛。接待办公室还组织过几次参观活动。参观农场、出口商品交易会和新建成的“星火燎原”纪念馆——即党史展览馆等（迟泽厚：《人间自有真情在——战备疏散来穗老干部接待记》，《广东党史》,2007年第 四期）。
（作者：刘欣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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