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7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 《布告》，即“七.三布告”，《布告》针对近两个月来广西桂林、柳州、南宁等地连续发生的一系列武斗事件，要求立即停止武斗，对于确 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严惩。“七.三布告”以后，“造反派” 倒霉了，要被整下去了。这时，广州军区以刘兴元为代表的领导班子提出来，只要他们（此处指结合进革委会的群众组织头头——叶曙明注） 自己不坏事做绝，就叫他自生自灭。也就是保留他的位置，没借这个机会把“造反派”整下去，你当省革委会副主任的，还继续当；你当省革委会常委的，还继续当，让他慢慢地自然地消亡，也没采取组织措施。所以广东两派比较稳定，没有大量死人，1969年以后再没出现群众对立场面。这应归功于当时的军区领导，在对待群众这个问题上比较谨慎。迟泽厚说：刘兴元在“支左”工作中是兢兢业业，想方设法争取减少一些损失。广东大规模武斗比周围各省、区以至全国绝大多数省、区、市来得要晚，伤亡也少；工农业生产破坏较轻；两派之间对立不算尖锐，派性消除较早；“解放干部”工作走在全国最前列；革委会成立后没有出现大的反复。这些情况有目共睹，周恩来总理曾多次表扬（叶曙明：《迟泽厚访谈.节录》，《华夏文摘增刊》第四六六期，2005年 11月22日）。
196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批示：增补刘兴元、丁盛、白相国、袁德良、林李明为中共广东省革委会核心小组成员，刘兴元任组长，孔石泉为第一副组长，陈郁、丁盛为副组长。省革委会核心小组没有另设工作机构，由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实行一元化领导（《中国共产党广东历史大事记1949.10-2004.9》）。
1970年11月初省革委会召开全省农业学大寨会议。与会代表认真学习《人民日报》9月23日发表的重要社论《农业学大寨》，总结和交流了各地学大寨的经验，研究了当时全省农村工作中的有关政策，讨论了深入开展学大寨群众运动的规划和措施。11月16日，省革委会作出了《关于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决定》，提出“树雄心，立壮志，学大寨，赶昔阳，奋战三五年，实现队队是大寨，县县是昔阳”的口号。在《决定》的推动下，全省各市、县纷纷召开会议，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贯彻落实省革委会的决定和全省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并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新高潮（《中国共产党广东历史大事记1949.10-2004.9》）。
“三支两军”是“文革”期间人民解放军奉命执行的支持“左派” 群众、支援农业生产、支援工业生产（三支）；对要害和核心部门及地区进行军事管制、对大中专院校师生实行军政训练任务（两军）的简 称，而“支左”是“三支两军”的核心工作。它是人民解放军全面介入 “文革”的标志，也是“文革”期间人民解放军肩负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更是建国以后党史和军史研究当中一个绕不开的重大问题。
1971年7月15日至31日，刘兴元、丁盛主持召开了广州军区三支两军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会议有广州军区师、军分区以上单位及南海舰队、广州空军的有关领导同志参加。中共广州军区委员会于1971年8月5 日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报送了《广州军区三支两军政治思 想工作座谈会纪要》。在报告中说：我们于会议检查和讨论了在三支两军人员中深入进行路线教育，继续反对骄傲自满、特权思想和资产阶级 思想腐蚀的问题，以及适应地方各级党委已经成立的新情况，改进对三支两军人员的组织领导和管理等问题，起草了会议纪要。这个文件是否 妥当，请审查批示。
《纪要》指出：军区现有2万多名干部战士参加三支两军工作，其中担任省（区）、县和相当县以上革命委员会工作的有3744人，有78％的县以上党委书记和革命委员会主任是军队干部。《纪要》指出：军队 三支两军人员对地方党委组织也应当尊重和支持。为了保证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的领导，维护地方党委的威信，《纪要》规定：凡参加地方党 组织生活的三支两军人员，必须接受地方党委（支部）的统一领导；在地方各级党委中担任领导职务的，特别是担任一、二把手的军队干部， 必须正确理解党的一元化方针，对三支两军人员实行军队和地方共同管理，以地方为主的办法。《纪要》反映：三支两军人员中存在骄傲跋扈、好大喜功、任人唯亲、打击报复、滥用职权、违法乱纪等错误的思想作风；有些人存在着特权思想，不尊重、不支持已经成立的地方党 委。这些现象必须加以改正。
1971年8月20日，中共中央转发这个《纪要》的批语指出：“这个《纪要》指出的问题，符合当前三支两军的实际情况，改进措施较好。望你们认真研究，参照执行。”中央批语特别指出：“认真研究”四个字是毛泽东审阅批准时加写的，要求引起重视。8月底毛泽东在南方巡视途中与各地负责人谈话时，再次就这个《纪要》所提出的问题说： “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如果地方党委已决定了的事，还拿到部队党委去讨论，这不是搞颠倒了吗？”
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附《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决定》提出：“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凡是实行军管的地方和单位，在党委 建立后，军管即可撤销；已经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军宣队应立即撤回部队，各级支左领导机构，及其办事机构即应撤销；所有留在地方工 作的军队干部，应一律由地方党委统一管理，组织关系和人事档案，都要转到地方。”从此，参加“三支两军”的人员除少数干部转业留在地 方工作外，大部分陆续撤回军队。“三支两军”遂告结束。人民解放军的“三支两军”工作前后持续五年之久，共出动官兵280余万人（《中 国共产党大事记 1971—1972》，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迟泽厚评价道：“文化大革命”是个非常历史时期，在中央许多人尚不能自保，下面的人就更可想而知了。但刘兴元凭借他多年革命斗争铸成的坚定信念，为人民忠于职守，在纷乱的大形势下，在广东、广州造就了相对稳定和富足的局面。他非常尊重和爱戴包括受到政治冲击的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使他们中的一些人能在广东省、广州军区找到安全感，生活上得到尽可能的关心和照顾，平缓了他们的紧张情绪，身心得到休息、治疗和恢复。这些应该是刘兴元在广东省委、广州军区工作时期为中国革命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做出的新贡献。即便是在接待工作中有一些疏漏和不周全的地方，也是跟恶意相加的说法，是有根本区别的（迟泽厚《人间自有真情在——战备疏散来穗老干部接待记》，《广东党史》，2007年第四期）。
（作者：刘欣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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