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2月，广东省成立“军、干、群”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刘兴元任革委会副主任。1969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兴元被选为中央委员。同月，中共第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军委成员组成名单，刘兴元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1967年7月上旬，黄永胜带着一批反映东风派在周恩来指示后如何取得明显进步的材料，又带上广州军区参谋长阎仲川做助手，满怀信心地进京，要申请为东风派摘掉“保守”的“帽子”。7月10日下午，周恩来、叶剑英、戚本禹、叶群在京西宾馆第三会议室听取黄永胜、阎仲川的汇报。汇报材料很充分，黄、阎讲得也挺不错。汇报刚一结束，叶剑英便站起来，右手一挥：“摘帽喽！我看可以。”还没等周恩来表态，戚本禹赶紧发话：“总理，我看是不是还按你4月份在广州讲的，暂时不变，再考验他们一下？”周恩来明白，戚本禹讲的绝不是他个人 的意见，这个态不是可以轻易表的。他沉默片刻，然后望着黄永胜说： “我看这样吧，你们可以说，我听到他们有了很大进步感到高兴，希望他们不要自满，继续努力，对他们还要再看一段时间。”
但是黄永胜仍不甘心，叫阎仲川先回广州，他则留在北京，想再看 看形势，继续争取。然而，武汉“七.二O”事件发生了，武汉军区的领导班子一日之间垮了，给支左军队极大震撼。黄又从“文革内参”材料中，看到中央文革记者站派到广州的记者们写的许多攻击广州军区的报道。在他们的笔下，广州军区非但不“支左”，反而成了镇压革命左派、支持保守派的顽固堡垒。而这些所谓记者都是有来头的，他们写的这些东西，肯定会引起中央文革小组的重视。
8月上旬，军区党委常委接到黄永胜的电话，说他对下一步的“支左”工作有些重要想法，不便于在电话上讲，请常委派个人到北京听他面谈，然后研究一下，看看该怎么办。党委常委指定时任省军管会办公室副主任的迟泽厚去北京。8月13日迟泽厚乘飞机赶到北京。次日，黄永胜同迟进行了一次长谈。谈话结束时，黄说还要再谈一次，随即匆匆外出。迟在北京的几天，见黄频繁外出，估计黄是找一些尚未倒台的战友、首长了解情况，交换意见。
两天之后，黄永胜同迟进行了第二次谈话。黄永胜本来是个爽朗乐观的人，但这两次同迟谈话时，黄却是双眉紧锁，忧心忡忡，情绪不好。两次谈话中，黄主要讲了对文化大革命发展趋势的看法以及军区今后在广州“支左”的策略。黄认为，过去我们把问题看简单了，我们的想法跟上面格格不入，根本行不通！胳膊拧不过大腿。保守派人多，听话，拥护军队，拥护共产党，运动中反而受压，确实叫人同情。但是，我们越同情他们，他们就同军队靠得越紧，“造反派”就越反感军队， 两派关系也越紧张，最后就出现武汉这样的事件。要知道，上面是站在 “造反派”这一边的。出了事情，倒霉的是保守派的广大群众。“你看看，武汉的‘百万雄师’现在被打成了反动组织，被‘造反派’打得无处躲藏，死了多少人哪！四川的‘产业军’也是这样，真好惨哪！”
8月18日，迟回到广州，向军区党委常委原原本本地汇报了黄永胜的意见。迟讲完后会场一片沉寂，大家面面相觑，最后都把眼光集中在刘兴元的身上。刘兴元沉思片刻后表示：大势所趋，不掉“屁股”是不行了。但是，要一碗水端平。现在“支左”干部都毫无思想准备，弯子不能转得太急，急了势必出事，欲速则不达。还是要先从做通“支左” 干部的思想工作入手，既抓紧，又不轻率，才能尽量减少损失。大家都同意刘兴元的意见（叶曙明：《迟泽厚访谈.节录》，《华夏文摘增刊》第四六六期，2005年11月22日）。
《迟泽厚访谈.节录》中迟泽厚是这样评价广东的文革和军队支左等问题的。
迟泽厚说：“从1967年1月开始，军队一直不敢行动。包括军区站 岗哨兵的枪，都没有撞针，没有子弹，是用来装样子吓唬人的。军队遵循“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死不开枪”的原则。军队是不得不干这工 作，勉为其难，夹在当中很难受。部队不断有伤亡，被‘造反派’打死的也就打死了。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全国几乎没有例外，支持的一定是“保守派”。什么叫保守派？就是以工农为主体的，比较拥护、支持、接近党政机关的，主张小修小补的，也就是过去说的‘改良的’ 这么一些群众组织。他们拥护“文化大革命”，响应伟大领袖号召，参加“文革”，但你说要打倒广东省委、打倒广州市委，他们就感到过头了。撤换某个领导可以，但如果说整个都是黑线，他们就接受不了。”
迟泽厚说：“军队在支左问题上，1967年武汉七二〇事件以前， 广东一直是坚定地、非常明确地支持保守派。七二〇事件以后，理论上讲，要改变态度、‘端正’态度了，要支持左派群众了。但是，广州军区马上又提出来，要一碗水端平。而且这个也很快被《人民日报》的社论承认了。一碗水端平总不能说错吧？用一碗水端平来贯彻支持左派这个上面的指示。”
迟泽厚说：“应该说，自始至终，广州的支左，对两派一直没有采取支持一派，镇压一派，像湖南最后出现的那个情况，像四川出现的情况，更不用说像上海了。没有出现这情况。开始支持保守派，后来上面讲要支持左派，不支持不行。特别出现武汉七二〇事件后，广州表示要支持，但并没有完全支持，对保守派也没有把它压垮、解散。”“而由周恩来亲自主持的广州两派在北京进行的谈判，旗派挨批的事儿却逐渐多了（1967年初广州群众组织正式形成派别斗争。广州的造反派自称“红旗派”，简称 “旗派”；而保守派自称“东风派”，简称“总派”）。”
（作者：刘欣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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