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月，刘兴元任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内乱开始后，刘兴元中断了疗养返回广州，重新挑起广州军区领导工作的重担。开始，刘兴元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但思想上觉得这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不理解的原因是自己的思想跟不上，应努力“跟上形势”，不能违抗“文化大革命”。 他坚持一条原则，那就是军区必须稳定，绝对不能乱。只有军区稳定，才能保持地方稳定。军区一乱，三省区必乱。他依靠中共中央军委的指 示与支持，依靠军区党委一班人的集体领导，依靠军区机关和全区部队开展工作，反复宣传保持部队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妥善处理一些重大 事件（《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第19卷.刘兴元》，解放军出版社 2013年8月版，第252～253页）。
“文化大革命”初期，社会上“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 辩论）爆发，军区机关也受到影响。1966年8月15日晚，军区政治部一些干部贴出了揭露时任广州军区副司令×××的领导作风有“错误”的 大字报，讲×××曾公开讲过：“什么突出政治？你能把U─2（美国无人驾驶侦察机的代号）打下来，就是突出政治！”很多人认为，这不 就是早被毛泽东批判过的“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吗？说××ד什么思想都有，就是没有毛泽东思想；什么作风都有，就是没有‘三八作风’！”上百名干部，手持质问×××的大字报，敲锣打鼓，涌入军区首长居住的司令部大院，齐集1号办公楼前广场，“勒令”×××接受 并朗读大字报。有人手持扩音喇叭，不断高呼口号，许多人还纷纷对 ×××厉声斥责、质问，要求军区领导“罢去×××的官”。司令部的 不少干部，也表示支持政治部干部的“革命行动”。此时司令员黄永胜正在北京参加中央会议，刘兴元经慎重考虑后，决定让贴出大字报的群 众派20个代表，由他于当晚接见。接见一开始，刘兴元就明确地表示： ×××是军委和毛主席任命的，我们无权罢他的官，我不赞成这种做 法。群众代表对刘兴元的表态很不满意，反复质问、追逼，不管代表们如何施加压力，刘兴元始终没有松口。双方僵持了3个多小时，最后不 欢而散。
刘兴元立即将此事上报中央军委文革小组，请求指示。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复电：×××副司令有错误，但不能罢官。刘兴元通过对这个事 件的妥善处理为契机，把当时的副司令员、副政委都叫到党委会议室开会，明确指示，这样做是完全错误的。他说：“温玉成（任）副司令员的命令是中央下的，我们军区有什么权利免他的职？”军区诸领导皆鸦雀无声。终于把军区机关其他“造反派”也要送大字报、罢除某些领 导官职的气氛缓解下来。广州军区原干部部长王之明回忆说，广州军区“文革”初无大乱，刘政委当时讲此话至关重要，真是一言九鼎啊！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第19卷.刘兴元》，解放军出版社2013 年8月版，第252～253页；吴东峰著：《“刀子嘴”刘兴元》，《同舟 共进》2014年8期 ）。
刘兴元曾在国民党军队任文书。早在1931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文革”中反“二月逆流”时，广州造反派在街上贴大字报，打倒“广老谭”（指黄永胜是广州的谭震林），又称刘兴元为“机关枪欢迎过来的俘虏兵”。时任广州军区办公室主任、政治部副主任李维英曾于办公室问刘兴元：“有没有这回事？”刘兴元毫不隐瞒，坦然答道：“我确是俘虏兵。俘虏后在红军队伍当文书”（吴东峰著：《“刀子嘴”刘兴 元》，《同舟共进》2014年8期）。
1967年 1月下旬， 北京一个红 卫兵组织 来到广州，同广州驻军 文艺院校的 “造反派” 联合起来， 多次冲击军 区机关。2 月7日，揪 斗了广州军 区杂技团著 名演员祁桂花，说她是资产阶级的“三名三高”，对她拳打脚踢，造成严重的脑震荡。军区文革小组前去制止，“造反派”根本不听。刘兴元立即召开军区党委扩大 会，统一领导思想，选派得力干部对“造反派”进行耐心教育、劝说，并迅速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实情。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看到报告 后极为震怒，指示广州军区坚决执行1月28日毛泽东亲自批发的《中央军委命令》（即“八条命令”），坚决制止冲击军区机关、抄家、抓人及武斗行为，使广州军区机关、部队保持了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第19卷.刘兴元》，解放军出版社2013年8月版，第253页）。
由此可以看出，刘兴元不仅有高度的组织纪律和原则性，而且具有稳定时局的高超领导艺术。（作者：刘欣贤）
1967 年，李天佑（右二）、刘兴元（右一）在广州接见外国军事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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