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3月初，刘兴元响应毛泽东主席的号召，下连当兵。这年他已51岁，患有多种慢性病。到某部第一连当兵后，他以普通一兵要求自己，同士兵们一起摸爬滾打。下连头一天，他就参加副业生产，开渠、挖地、施肥、选种，样样都干。第二天他又和新兵一起，连续4个小时在野外进行射击预习。每天早上起来，他争着打扫室内外卫生，有一次还用双手捧走了屋檐下沟里的臭泥。课余饭后，他给士兵们讲红军长征战斗的故事，讲革命前辈的革命意志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士兵们围坐在他身旁，入神地听讲，亲如一家。在每次班务会上，他都积极发言，热情地指出班里每个人的优点和不足，鼓励他们不断进步。他还积极参加俱乐部工作，做了些挂图用的木框和标语牌，还画图表、贴标语、修乐器。
刘兴元刚到某部一连时，连队干部和战士们总想对他处处照顾。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他写了一首散文诗《当兵在一连》，贴在俱乐部里。诗中说：当兵来到一连，和同志们生活在一起，又是亲切又是温暖。我虽是个老兵，可是什么都很生疏，也很新鲜。连队这座大学，每个同志都是我的教员。把连里各方面的学问都学到，当然不会轻易而举，要学到大家说到办到的风格，也决不会那么简单。我总有一件心事——大家对我的照顾，使我心里不安。为了使我更好锻炼，对我要求应当从严（广州军区《战士报》，1959年3月22日）。刘兴元的散文诗一贴出，全连指战员争相观看，有人还大声读起来，大家既钦佩又感动。此后，刘兴元在连队里参加操课、训练、劳动等活动时，大家不再对他格外照顾，相处得更加亲切、自然。
刘兴元在某部第一连当兵后，发现这个连队的伙食办得很好。经深入了解，原来是炊事班里有两个勤勤恳恳、扎实工作的炊事员，一个叫李即金，一个叫谢松林。刘兴元对此事很感兴趣，就利用业余的时间同他们分别攀谈，又了解到他两在完成炊事任务外，还喂了14头肉猪，4头母猪、18头小猪，23只鹅。他俩对这样繁重的劳动毫无怨言，而且还帮助新战士熟悉武器，指导训练。刘兴元听了他们的事迹，很受感动，立即写了一篇《两个笑眯眯的炊事员》，送给军区《战士报》发表，赞扬他们“忘我劳动，不计报酬”的共产主义风格，深刻分析了他们健康成长的原因，最后语重心长地写道：“看一个人，首要的不是听他们说些什么，而是要看他们在做些什么。像李即金和谢松林同志，他们同许许多多具有劳动人民高贵品质的人们一样，对待工作不讲价钱，埋头苦干，从不消极，从不考虑个人得了什么或者失了什么。他们只知道‘这是革命工作嘛！’‘这是为了大家的生活嘛！’这是多么淳朴、多么高尚的风格”（广州军区《战士报》，1959年4月1日）”（注：资料来源于《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第19卷.刘兴元》，解放军出版社2013年8月版，第246～248页）。
四、研究战争，谨释命题
1959年11月，刘兴元被任命为广州军区第二政治委员。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林彪几乎每年冬天都到广州过冬，一住就是一两个月，甚至两个月以上。为此还给叶群在广州市政府安排了个副局长之职，林立衡、林立果姐弟则在军区大院对面的八一小学随读。
1959年11月，已取代彭德怀兼任国防部长的林彪，又一次到广州休息。一天，他把刘兴元找去，出了三个题目：一是政治与军事的关系，二是经济发展对军事的影响，三是现代战争中的突然袭击问题。要求刘兴元组织一个临时写作班子，搜集整理这方面的资料，为即将于１９６０年１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研究制定新的战略方针作准备。刘兴元组织了写作人员认真严谨地搜集整理，三个题目共写了１０多万字。林彪对材料非常感兴趣。这期间，林彪还要求参加《突然袭击专题》写作的一位参谋给他讲诺曼底登陆战役（阎明著：《往事不忍成历史——阎仲川回忆（时任副总参谋长）》，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9月1日）。
在中苏两国政府商定举行副部长级的边界谈判之后，时任副总参谋长阎仲川的秘书符传荣，于1969年１０月初，根据刘兴元组织写作的资料，整理了一份关于希特勒德国闪击波兰、苏联以及日军偷袭珍珠港情况的材料，着重指出，德、日两国在发动进攻之前都以外交谈判作掩护。阎仲川认为这个材料有参考价值，便叫总参谋部“防突办”加了个标题：《缓和姿态与突然袭击》，复印后报送中共中央和军委办事组领导成员。周恩来看后又要去３份，说要外交部等单位参考（《阎仲川与林彪“一号号令”——专访原副总参谋长阎仲川之子阎明》，载《南方人物周刊》2010年10月08日）。（作者：刘欣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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