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抗战期间在山东，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还是建国后在华南，刘兴元都深受罗荣桓同志的器重。遵照中共中央1942年9月1日发布的《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1943年3月12日，山东抗日根据地实行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各级党委成为各地区党政军民的最高统一领导机关。山东部队进行了精简整编，成立了新的山东军区，罗荣桓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并任第一一五师政治委员兼代师长。3月18日至4月初精简整编完成，实行主力部队地方化，撤销了一一五师、山东纵队所属各旅番号，统一整编为13个领导坚强、兵员充实的主力团，分属鲁南、鲁中、胶东、清河、冀鲁边、滨海6个军区。教五旅部队分别编为第四团、第十三团。由于精兵简政，主要干部降级使用，原教五旅政委罗华生任第四团团长，教五旅旅长梁兴初任第十三团团长，唯独政治部主任刘兴元却升任滨海军区政治部主任。当时，刘兴元对此安排深感不安，就找罗荣桓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罗荣桓亲切地对他说：这几年你在教五旅工作得不错，对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抓得很紧，很有成绩，积累了经验，提高了能力，完全可以胜任这一新的工作。在罗荣桓政委的真情信任和鼓励下，刘兴元愉快地走上了新的岗位。（注：资料来源于《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第19卷.刘兴元》，解放军出版社2013年8月版，第228页）
5月初，滨海军区召开各团负责人会议，部署剿匪。决定以甲子山区为中心，同时在莒（县）日（照）赣（榆）边、郯东、郯东南一带及陇海地区开展剿匪斗争，各县区也随之做了具体部署。经过1个多月的突击行动，共捕获土匪138人，稳定了滨海根据地的社会秩序，保障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注：资料来源于临沂地区地方史志办公室编：《临沂百年大事记.1840.6～1949.9》，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第488页）
在滨海军区政治部工作的两年半期间，刘兴元为了跟上形势的发展，提高自己的领导水平，不辜负党组织和罗荣桓政委的信任，他特别重视学习。除认真阅读和领会党中央发布的文件、决定，还研读毛泽东的一些重要文章，如《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他如饥似渴地反复阅读，认真领会精神实质；他不仅能大段大段地背诵，且能结合实际灵活应用。同时，他还注意及时阅读师政治部编印的《战士报》，及山东分局的党刊《斗争生活》等刊物。正因为刘兴元勤奋学习，又能把学习的东西联系实际运用到工作中，所以他的理论水平、工作能力提高很快。刘兴元还有一个好习惯：总是自己动手写稿，从不让秘书代劳。遇到重要会议的发言、总结，他就把自己关在屋里，专心致志，一气呵成写出文稿。给军区直属队和部队作报告，讲出来生动具体，很受欢迎。50多年后，曾在滨海军区工作过的总后勤部原顾问万毅、军事科学院原顾问石一宸，以及张伯祥、杨思德、于敬山老将军等，在回忆起刘兴元印象时，都一致认为：刘兴元思想敏捷，办事果断，点子多，会用人。（注：资料来源于《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第19卷.刘兴元》，解放军出版社2013年8月版，第228页）
当时的滨海军区政治部设有组织、宣传、保卫、民运、敌工等科。科长们都是部队中的工作经验丰富、能力较强的知识分了。刘兴元对他们很信任，很放手，让他们多下部队，深入基层，大胆工作。他要求组织科长陈德，要重视抓基层，打基础，把三个主力团的支书、指导员分别进行集训。刘兴元亲自去集训队讲课，传授经验。
他要求宣教科长安征夫，要经常深入部队，进行形势和政策教育，及时了解、总结、传播宣传工作中的好典型。（注：资料来源于李圭、黄彬著《中将风云录.三. 革命战争年代的刘兴元》）
在刘兴元的策划组织下，1943年5月20日滨海军区政治部主办的《民兵报》创刊，代政委、政治部主任刘兴元在创刊号“见面话”中写道：“《民兵报》是滨海军区政治部的机关报，担负指导全滨海军区武装建设的重要任务！”并对报社采编人员指示：要发动大家写稿，报纸内容要活泼。6月底该报与八路军一一五师办的《战士报》合刊，8月《战士报》停办，《民兵报》遂又复刊。此报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成为滨海军区部队政治、文化工作的缩影。刘兴元经常给军区直属队和部队作报告，讲形势，提倡干部要认真学习。他还写了一篇《论学习》的文章，在《战士报》上发表。（注：资料来源于山东解放军滨海军区政治部编：《滨海八年》，1946年7月7日；中共临沂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1982年12月翻印版，第546页）
刘兴元要求保卫科长刘伟，要认真执行党的锄奸政策，做好部队的防奸反特工作。要重证据，不能随便抓人，不准搞逼供信；他要求民运科长董新民，要加强对地方党和政府的联系，搞好军地军民关系，支持地方武装的建设，动员地方群众踊跃参军支前。
刘兴元还特别重视对敌伪军工作，因为当时滨海区有大量伪军存在，做好争取瓦解伪军的工作，是开展对敌斗争，巩固扩大鲁南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环节。刘兴元遵照罗荣桓的指示，对敌伪军工作抓得很细，很具体。他同敌工科（部）长史甄一起，根据滨海军区敌伪军分布情况及对我党我军的态度，把几个敌工干事具体分工各管一个地区，并要求他们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做好上层的统战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努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打击那些最反动的死心塌地的顽固分子。具体布置后，每过一个阶段，刘兴元就召集敌工干事们开会，先听取各个地区开展敌伪军工作的进展情况汇报，再给以有针对性地具体指示，进一步推动敌工工作。（注：资料来源于李圭、黄彬著《中将风云录.三. 革命战争年代的刘兴元》）
“反战同盟会”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的自发组织。抗战初期，日军受军国主义思想毒害很深，有的甚至在被俘时自杀，很少有被生俘的。但是随着战事的进展，必然有一些日军被我八路军俘获，在我方的教育和感召下，一些被俘日军认识到了侵华的罪行。我方因势利导，由这些日本人自发的组织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主要是开展对日军的宣传工作，宣传侵华的非正义性和给他们个人及家庭带来的灾难。为了加强对日军的瓦解工作，刘兴元亲自抓反战同盟的工作。带领敌工科（部）的同志，经常与“反战同盟”的崇山、小岛、渡边等进行交谈，和他们话形势，讲政策，进行教育；谈方法，解疑难，指导工作。（注：资料参见李圭、黄彬著《中将风云录.三. 革命战争年代的刘兴元》）
1945年春，日寇虽已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但仍垂死挣扎亡我之心不死，以百倍的疯狂，发动对滨海解放区的扫荡。在反扫荡中，日本驻连云港某商行经理小林×佐被我军俘获。小林×佐在日本有一定影响，被俘后，日军曾数次交涉，想用九挺机关枪（注：相当于当时一次战斗用的重武器）和若干弹药物资作为交换条件要求释放小林×佐，均被我军拒绝。政治部主任刘兴元考虑到这个日本人经过教育后可以发挥较大的政治影响，于是安排军区特务营五连从日照安东卫西南的林子村日夜兼程赶到莒南县的柳沟（今属文町镇）接受任务：一是保卫军区后勤机关，二是要看管好日本俘虏小林×佐。刘兴元再三要求：只要五连存在，无论如何不准丢掉这个家伙。并亲自规定了小林×佐的生活标准：每天2斤4两细粮，1斤猪肉，两盒大鸡牌香烟。当天下午军区敌工部就将小林×佐押送到五连，具体看管的任务落在了赵连福、孙桂花等几位同志的肩上。因日寇的三光政策，导致物资短缺，要完成这项特殊任务中的生活标准就显得非常艰难。每到一处驻地，都要首先安排好小林×佐的生活。那时多在夜间行军，但小林×佐身胖体笨，穿着深筒皮靴，又不习惯走山路，象个瞎子，跌跌撞撞。有时需要一人扶着或两人架着走。一天拂晓前，经过一夜的急行军，走在崎岖羊肠小道上的小林×佐一屁股坐在地上，满头大汗地大口大口地喘粗气，一边打着手势，一边哭丧着脸，“哇哩哇啦”地表示他腿痛的厉害。这时大部队已经过去了，又没有担架用，山下敌人追击的枪声越来越逼近。只好背着他走，走不几步就得换人背。幸好走了没多远，小林×佐经过略微休息，又喝了一点水，被两个人架着慢慢活动了一会又可以勉强走路了。就这样跟随军区机关在莒南的东部、日照与江苏赣榆交界的山区地带辗转了半个多月。每天下午，军区反战同盟会来两个穿着八路军军服的日本人“叽哩哇啦”地和他谈话，进行政治教育，小林×佐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好，反扫荡结束后，敌工部才又把小林×佐带走。因这项特殊任务完成的好，刘兴元还专门对执行任务的特务营五连进行了表彰。（注：资料参见政协莒南县文史委员会编，《莒南文史资料》第二辑；赵连福口述，李克峰执笔的《回忆我们的政委刘兴元》一文，1991年12月）
（作者：刘欣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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