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开始战略转移。从江西瑞金、于都等地集结，准备长征。到湘江边时，总卫生部总务处处长留地方工作，刘兴元接任总务处长。他在十分艰险的长征途中，不但要管好本部几百人的衣食住行，还要特别照顾好随总卫生部行动的中央工作团(该团团长董必武、副团长徐特立)的老人、病人和女同志。抬担架、背老人，兴元都是身先士卒，别人走一趟，他要来回走三趟或五趟。他带领全处同志，从江西瑞金出发，为时三个月，克服许多艰难险阻，终于到达贵州遵义，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为保存革命骨干作出了重要贡献（朱其风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齐鲁将军传.刘兴元》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87 年7月）。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后，总卫生部大缩编，由五六百人减为40人，各部科室全部撤销，只留下部长和几个医生、一个警卫班和勤杂人员。刘兴元任支部书记，协助卫生部部长贺诚做具体工作。同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今小金）会师。8月，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后，中革军委决定两个方面军共同北上，创建川陕甘苏区。8月下旬（注：1935年8月上旬，中央红军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北上，红一方面军总卫生部作为中革军委纵队一部，随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的左路军行动（《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第19卷.刘兴元》，解放军出版社2013年8月版，第217～218页；朱其风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齐鲁将军传.刘兴元》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87 年7月）。
9月，张国焘在四川阿坝召开所谓积极分子大会，散布南下错误主张，走上了公开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道路。贺诚为表示抵制，拒绝出席会议，派支部书记刘兴元到会了解情况（冯彩章、李葆定：《贺诚传》，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106页）。张国焘等人在会上恶毒攻击党中央的北上正确方针，疯狂围攻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参谋长刘伯承等持反对意见的领导干部。刘兴元回来后，流着眼泪述说了张国焘一伙恶毒攻击中共中央、诬蔑红一方面军的丑恶表演，向贺诚作了详细汇报。贺诚和刘兴元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行为很愤慨，决意与张的倒行逆施行为进行斗争抵制。阿坝会议后，张国焘自立中央，开始逮捕杀害反对他错误路线的同志，红一方面军总卫生部的抵制行动被张国焘察觉而受到忌恨。一天，张国焘派人在一个深夜袭击了总卫生部驻地，6名持枪战士突然闯进贺诚等人的房间，首先掐住睡在外间的刘兴元的脖子，使其昏迷动弹不得，随后有两人进入里间，声称朱德总司令有病，要贺诚立即起床同他们前去治病。与此同时，其他人则开始搜寻文件物品。当警卫员持枪赶来，袭击人员才急忙带着搜抄的文件、物品匆匆离去。被掐得昏迷不醒的刘兴元，幸亏及时抢救才脱险。刘兴元和贺诚的手枪、皮包都被抢走。贺诚与兴元为此事去找随张国焘在左路军行动的总参谋长刘伯承。刘伯承坦诚地告诉他们说：“张天师（国焘）已经开始杀人了。你们不要硬拼，要注意，要忍耐，不要随便说话，不要授人以柄”（冯彩章、李葆定：《贺诚传》，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107页；《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第31卷.贺诚》，解放军出版社2013年8月版，第470页）。贺诚和刘兴元听了刘伯承的劝告，谨言慎行，注意忍耐，坚信张国焘搞分裂主义是不得人心的，终究要失败（《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第19卷.刘兴元》，解放军出版社2013年8月版，第217～218页）。
果然，张国焘带领红四方面军（左路军之主力）南下、西进往返于雪山草地，刘兴元就曾在茫茫草地中往返艰苦跋涉3次。连续作战，减员很大，由南下时的8万余人减至4万余人。年底，张国焘带领红四方面军南下川西的天全、芦山地区，次年又辗转到西康的炉霍等地。在朱德、刘伯承和徐向前等同志的坚决斗争及影响下，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南下方针进行了抵制和斗争，从而粉碎了张国焘的企图。
（作者：刘欣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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