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兴元追随毛泽东同志坚持井冈山斗争，参加了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在延安抗大学习后，遵照毛泽东同志派兵去山东的指示，他主动请缨上前线，于1939年任第一一五师教导大队大队长，率部挺进沂蒙山区，先后任第一一五师民运部副部长、部长、教五旅政治部主任、滨海军区政治部主任、代政委等职，历经7年浴血奋战，为创建沂蒙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大贡献。1945年，任山东第二师政委，参与指挥了解放临沂城战役。随后率部急赴东北战场，参加了四平保卫战，攻占拉法、新站，“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指挥了安阳、新乡战役，开展了河南剿匪斗争，解放川东战斗，南征北战，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他是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九、第十、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九、第十届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笔者是刘兴元将军的本家晚辈，自幼耳濡目染将军廉洁奉公，处世正直的品格。
一、忠诚信仰，奉献革命
刘兴元不仅自己一生忠诚信仰，献身革命，而且教育亲属，投身革命。
刘兴元的大哥刘惟祥有个儿子叫刘忠贤，身体健壮，仪表堂堂，有一身好武功，是一个聪明睿智的硬汉子。刘惟祥去世后，19岁的刘忠贤由于家中贫困，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一心想出外闯世界，找个地方混碗饭吃。他东一头西一头的到处寻生计，不慎误入那时打着抗日旗号的土匪朱信斋驻地——粮山口，被匪兵收编。在匪营中，他仍然坚持习武不辍，练得一身硬功夫。他又苦练射击，手持两把盒子枪，左右开弓，弹无虚发，百发百中，成为小有名气的神枪手。他的本领渐渐在匪营中传开，由此被朱信斋相中，提为副官，负责警卫、勤杂等事务。1943年初，回故乡抗日的刘兴元得知侄儿刘忠贤的情况后，于是就写了一封长信，托刘忠贤的舅舅暗中传递给刘忠贤。信上说，你是穷人的孩子，应该参加为穷人谋幸福的队伍。当土匪是没有出路的，你应弃暗投明。参加八路军才是正路。刘忠贤看了信后，决心投奔叔叔，当八路军。
经过刘兴元的教育，刘忠贤决心弃暗投明。他借穿了看山人的衣服，偷偷跑到八路军教导五旅驻地——石场村，当了八路军。在新兵连中，刘忠贤除参加艰苦的军事训练外，还积极学政治、学文化。刘忠贤凭着不凡的军事素养和政治觉悟，不长时间就由班长而当上了排长，经过几场战斗，入了党，从此东征西战走上了革命道路。在随部队去东北时已成了连长。解放战争时，刘忠贤成了我国第一批空军飞行员，后来成为东北空军某部参谋长。1964年转业到吉林四平客车装配厂任党委书记、厂长。文革时期受到严重迫害，落下了残疾和病根。1975年病逝。
为提高民众参军支前的积极性，扩大社会影响力，壮大抗战军队。在战事不断的紧张繁忙工作期间，刘兴元还动员大姐、二姐家的两名外甥入伍参加了八路军。
二、坚持原则，不徇私情
不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新中国建设时期，不论是在三年困难岁月还是在改革开放潮流中，刘兴元都自觉地坚守公私分明，做到权力为民所掌，职责为民所用，从不占用公家的任何财物。他16岁起离家革命直至终老，只回家一次，还是罗荣桓政委亲自安排批准的。在家乡革命战斗，也是公事公办，从不“徇私舞弊饱私囊，贪赃枉法顾面子”。
1943年，刘兴元任滨海军区代政委、政治部主任期间，为了维护根据地稳定，加强社会治安，开展了打击聚众赌博的活动。社会上的好赌人员，为了逃避惩罚，特意拉上兴元的三哥刘惟苓参赌。刘兴元得知此情后，亲自下令将参与赌博的三哥拘留，进行强化教育，使其改过从新。多年后，一提起此事，其三哥仍觉得自己羞了人，也给四弟脸上抹了灰，很没有面子。
抗战时期，刘兴元家乡就已经开展土改前期工作了。即1941年减租减息运动，1942年减租与拔地、增资斗争，1943至1946年进行查减斗争。特别是在拔地、查减斗争时期，通过对地主、富农的经济和政治清算，农村土地占有和阶级关系发生了急剧变化。刘兴元从来没有为自己的兄弟姐妹说话，从中谋求一寸土地或一间房屋等财产；其亲戚朋友也没有一人凭借刘兴元的权势索求一丝一毫不义之财。可以说，在那个年代，没有极高的党性、德性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三、、政治关爱，经济帮添
刘兴元自1945年10月离开临沂去东北作战，就与家人失去联系。那时农村百姓没有报纸，没有广播，信息十分闭塞。1955年4月，在朱芦区卫生所工作的张传先（注：刘兴元的大姐之第三子），看到了《人民日报》上刊登的刘兴元和夫人徐杰在广州出席接待外宾活动的报道。才和兴元取得了联系。刘兴元来信说明了失去联系的原由：是因为他率部进入东北战场后，听说“还乡团”在家乡根据地的恶行非常残忍，革命军人的家属受到了残酷地杀害，所到之处无一幸免，认为自己的家乡也遭着了。现在，知道家人幸免很是高兴。可是自己回家探亲，会因生活、保卫等诸多事宜，担心给家乡政府增添麻烦，所以希望亲人去广州相见。除热情接待兄长、甥、侄去广州探望外，刘兴元与夫人徐杰每年春节前都要汇款给哥哥、姐姐家，每家十元、二十元不等。别看这十元、二十元，这在那时是可以顶大用的，那时的人民币可结实了，一个基层脱产干部的月工资也就三四十元吗，况且这些钱都是兴元和夫人徐杰勤省硬攒的呢！
笔者是刘兴元的二哥刘惟任之子，1961年考入中专学校后，就开始替父母亲代笔写信给刘兴元、徐杰。时间长了，刘欣贤也就改以自己的称呼口气写信给兴元四叔和徐杰四婶，他们非常关心晚辈的成长。1962年4月，笔者就读的中专学校，因“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被停办解散，于是回家参加人民公社生产队劳动。1963年毛主席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学习毛主席著作也渐渐在全国兴起。兴元叔叔将自己阅读收藏的繁体竖排本《毛泽东选集.四卷本》，赠送给了笔者阅读学习，后来又给笔者多次寄书，既有毛泽东著作单行本，也有《红岩》、《欧阳海之歌》、《雷锋日记》等革命书籍。笔者处在山区农村环境条件下，能够较早系统阅读《毛泽东选集》等书籍，这在同龄人中应属幸运者了。通过阅读革命书籍，笔者的理论水平和道德品质都有了极大的提高，为后来参加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加入中国共产党、进而成为服役制干部的诸多进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注：服役制干部，是山东省委组织部于1965年试行的一种干部管理制度。在现有的汉语辞典和百度网络里，查不到“服役制干部”这个名词，但在共产党的历史上确实有“服役制干部”这个制度。顾名思义，这项干部制度，是对新选拔的基层党政干部，采用像服兵役一样的管理方法，到了规定的年限，就要通过考核考察后，或转正脱产、提拔、或转业、复员回原单位。此制度只实行了一批，就来了文化大革命而停止，这第一批服役制干部绝大多数在1971年转为党政基层脱产干部）。
四、家乡求助，明理婉拒
在那物资匮乏的计划经济年代，地方政府也有凭钱买不到的紧缺物资。1968年，莒南县革命委员会经不懈努力争取，国家计委和水电部同意将莒南县列入1968年上农电的计划。但是上农电的物资材料紧缺，计划安排中明确规定只能拨给一部分材料，短缺的材料需自己“找米下锅”。于是县里组织由刘家东山村所属的大山公社原管委会主任刘兴文（按乡论，是刘兴元的爷爷辈同村人）带队，与刘惟苓、刘祜贤（刘惟苓之三子，大山公社干部）和县电业局的负责人孙某某前往广州向刘兴元求援。去时捎了些小米、绿豆之类的小杂粮。在外地开会的刘兴元，一回到广州，立即与家乡人见面，互叙乡情。当家乡领导谈到求援之事后，刘兴元却为难了。说心里话，家乡发展农电，自己应当帮助，但那时是计划经济，以公而论却不能帮。刘兴元耐心解释说：县里要发展农电项目这是好事，缺少材料应逐级向上级政府打报告解决。必要时，我可以找山东的领导给予协调。想在广州买计划内的电器材料到山东用，这个口子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开。如果我开了这个口子，不仅以后家乡再来求援无法办，就是其他领导的家乡也来求援，他们学我的样子都开了口子，我还能有嘴管别人吗！广东的发展就要受到影响，这也是违背计划经济的大问题。请家乡父老乡亲理解和谅解。停了片刻，刘兴元接着说：听说你们还带了些土产品，我这里不缺，你们还是带回去吧。刘兴文说，都是自己生产的，没花钱，还是留下吧！刘兴元说：你们一路带来也不容易，那我就留下，但是要付给你们钱，回去按市场上的价格算账，然后把单据寄给我。刘兴文说，不用这么麻烦了，现在就收你的钱，我开收据按上我的手印还不行吗？反正那条据你也不报销。刘兴文这样说了，刘兴元才同意留下并且马上安排秘书算了账。电业局的孙某某说，在广交会上看中了一台牛头刨床，局里很需要。刘兴元当即表态，只要不是计划物资，我可以安排人替你们买。于是，家乡人带着刘兴元送给的4条云烟牌香烟和牛头刨床的托运单回来了。刘兴元热情接待的态度和秉公办事的精神给家乡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五、自律严明，两袖清风
文革初期，山东在王效禹的一手操纵导演下，那真是“站不完的队，请不完的罪，写不完的检查，流不完的泪。”1969年，两派武斗越来越严重，工人停工停产，机关工作瘫痪。当时在莒南县团林公社当团委书记的笔者，也被群众组织罢了官，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孝子贤孙”的帽子靠边站了。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一心为党工作难道错了吗？笔者怎么也想不通。于是在1969年6月底，去广州找兴元叔叔请教。叔侄在同桌共餐时多次交谈。兴元叔叔对“文化大革命”也有些欲言却不能说的看法，他说：“不管怎样，我在广州搞三支两军，坚持一碗水端平。”那时人民解放军的社会地位很高，青年人都以穿军装当解放军为时髦，甚至有的青年男女为一顶军帽争得难解难分。笔者也曾在兴元的秘书面前流露出不想在地方工作而想参军的想法。兴元叔叔听说后，耐心地与笔者解释：“你是共产党员，又是地方干部，要服从党的安排，不能想当然任性而为。我不能与地方争人才。”笔者听了兴元叔叔的话，愉快地回到了工作岗位。
六、防微杜渐，一尘不染
刘兴元的夫人徐杰，是1938年就入党参加革命工作的副师级干部。1972年随刘兴元到成都后，军区机关提出安排她任成都军区二级部的副部长。刘兴元知道后，不同意这样做。他对徐杰说：“你按排在机关，别人不好工作，影响不好。算了，你委曲一下，提前离休吧！”就这样，徐杰在53岁时即主动提出离休。
1975年夏，刘兴元到南充驻军检查工作，吃过晚饭后在露天乘凉，战士们搬来一把当地生产的带靠背的小竹椅子请他坐。刘兴元坐上后，顺便说了句：“这把竹椅子不高不低，又可伸腿，又可靠背。”刘兴元第二天离开时，陪同的一位领导便叫人把那把竹椅子带回了成都。一天晚饭后，警卫员搬来那把竹椅了让刘兴元坐。兴元发现后，立即追问：“给钱了没有？”当他得知是部队赠送时，便对秘书说：“明天赶快把钱寄去！”南充驻军收到了寄去的20元钱，很受感动。
刘兴元的廉洁自律不是一般的，而是极为严厉苛刻的。有时会被人误解为太小气。1969年至1990年，笔者曾数次去兴元叔叔家探望他。期间，秘书也曾安排我到风景区游玩，但从来不动用公车，都是坐公交车出行。1988年，兴元在湖南工作的大女儿刘萍，带着刚考上大学的儿子曾峥赴京探亲。当秘书听说小曾峥懂事后是第一次来京，就安排了车辆准备为刘萍、曾峥去八达岭游览服务。刘兴元和夫人徐杰听说后马上出面制止，刘萍和曾峥只好到外面搭乘公交车出行。
1990年9月4日《人民日报》刊发的新华社《向刘兴元遗体告别仪式在京举行》报道中称：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斗争中，刘兴元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了革命事业；他关心部队党的建设，重视政治思想工作，团结同志，关怀部属；他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坚持正义，刚直不阿；他实事求是，作风正派，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勤奋好学，勇于改革，思想敏锐，忘我工作；他党性坚强，服从组织，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他生活俭朴，廉洁奉公，关心群众，教子严格……体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高尚品德、赤胆忠心和至高觉悟。
曾任箫华秘书的李圭将军为刘兴元撰写挽联：“革命六十载，历长征、援苏鲁，战辽沈、建粤蜀，铮铮铁骨，赤诚向党无遗恨；高寿逾八旬，读经史，写回忆、辑报刊、练书法，耿耿丹心，坦荡为人留余香。”《人民日报》的报道与李圭的挽联，真实地写照了刘兴元人生。
在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缅怀革命老前辈的丰功伟绩，回忆他们的忠诚信仰廉洁奉公精神，对于弘扬沂蒙精神，实现伟大民族复兴梦，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作者：刘欣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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