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我们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精神，开始改变不利形势的时候，5月，王明路线统治的中央突然派来以国家保卫局为主的中央检查团，到我们红二十二师检查筠门岭战斗的失利。他们对红二十二师英勇顽强、勇敢杀敌、战斗组织指挥和战时政治工作，提不出什么批评，然而，却把我部队同地方机关和广大群众贯彻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并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诬陷为右倾机会主义和脱离战争的和平训练，指责我们没有完成坚守筠门岭的作战任务，失守筠门岭是退却逃跑。在这种情况下，我向检查团检讨了在组织指挥上的缺点和失利的原因，承担了领导和指挥责任，如实地汇报了部队英勇作战和实际困难。也汇报了执行毛泽东同志指示后，新近取得进展的情况，这更加触怒了他们。他们依据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观点，对红二十二师在筠门岭的战斗做出与毛泽东同志完全相反的结论。对我红二十二师领导干部和一些中层干部进行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作了错误的处理：代理师长兼六十五团团长魏协安同志和坚守筠门岭正面阵地的六十五团政委商辑五等一批同志被撤职查办，有的被开除党籍，有的被送交军事审判，有的被送去劳改，我被带去关进了国家保卫局的所谓“招待所”。
当时，许多干部对于这种处理虽然不满意，但却没有认识到这是王明“左”的路线所致，而是严格要求自己检查自己。我也是这样想的，一个共产党员应该严格要求自己，要严格检查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党需要铁的纪律，个人受点委屈，受了不应有的处分，对教育自己和别的党员也有好处，我坚信事实真象终有被弄清的时候。
我被关进国家保卫局招待所之后，我们红二十二师六十六团政委贺清华同志也被关了进来，我们一见面相互紧紧握手，相互问候别后的寒暖，但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好一阵子默默无言。
当天黄昏，我急切地向他打听部队情况，他告诉我说：“你离开部队一个月左右，毛泽东同志来到了站塘李官山红二十二师师部”。我兴奋地问：“你见到毛主席没有？”他详细地告诉我说：“毛泽东同志到站塘的当晚，就会见了我们二十二师前线部队的领导干部，那天晚上，在老百姓一间不大的堂屋里，我们见到了毛主席，他穿着同我们一样的灰色红军服装，戴着红军帽，赤脚穿一双布鞋。他坐在一张方桌旁边，桌上摆着砚台、笔墨、纸张，一盏油灯。他把用纸卷的烟，全部当做慰问品，分给我们大家抽。毛泽东同志十分和蔼、亲切地同大家谈话，他想知道一切，无所不问，问敌情，问作战经过，问红军战士、干部的生活和思想情绪，问当前群众情况，问地方工作。……我们都作了详细回答。在这样关键的时刻，毛泽东同志来到前线看望我们，使我们广大干部、战士深受感动。毛泽东同志还找一些边沿苏区干部谈话，对赣南地区党政军的情况作了深入调查研究。”
他讲的是那样的生动，心情又是那样的兴奋。听完他的话，我走出屋子，站在静悄悄的星空下，一桩桩往事萦回心头……
我想起了在汀州医院治伤时，见到毛泽东同志的情景。那时毛泽东同志住在医院里，在读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在我当时看来，这是一本相当厚的书了，我想战斗这样紧张，毛泽东同志还如此研究学问，一定是重要的。毛泽东同志指点着书本说：“你们也要好好学习这本书，学会怎么干好革命。”我想起在中央政府警卫营工作的时候，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常常看到毛泽东同志总是工作到深夜以至天亮，为了思考中国革命问题，常常忘了吃饭、忘了理发……我把第五次“围剿”的情况和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把大革命失败后红军建设，创造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联系起来对照思索，开始弄明白了一些问题。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真理在毛泽东同志一边。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了中央根据地，开始了伟大的长征。这时已经看得清楚红二十二师在南线的作战为党中央、政府及所属机关向外线转移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由于王明路线的错误领导，在党内外都没有进行什么动员，缺乏应有的准备。在军事行动中又犯了逃跑主义错误，日夜兼程行军赶路，人疲马乏，还是甩不掉敌人。部队到底要走到什么地方去？怎样战胜面临的严重困难？这些问题在每一个红军战士脑海中盘旋着，红军战士多么渴望着正确的领导和指挥啊!
这种情况，直到遵义会议才得到根本的转变。
摘自：《缅怀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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