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4年春天，中国工农红军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第五次“围剿”最紧张、最困难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南方战线——赣南会昌。这里，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南方门户，是中国共产党粤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粤赣军区的所在地，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它距党中央、中央苏维埃政府、中央军委所在地瑞金只有50公里，距我们红二十二师正在激烈战斗的筠门岭前线只有40公里。毛泽东同志来到这里，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分析形势，提出了一系列的正确方针、政策和作战原则。在那危难的时刻，毛泽东同志的到来，给了粤赣地区党政军民以巨大鼓舞和胜利信心。
1934年4月，敌人攻占广昌，闯进了中央根据地的北面的大门，并在蠢蠢欲动向我腹地进攻。与此同时，在南方战线国民党两广军阀陈济堂以他的亲信李杨敬的第三军为骨干组成南路军分二个纵队，投入六个师、一个航空大队、一个重炮团的兵力，向我寻乌、安远、重石、清溪、筠门岭等地区进攻，妄图打开中央根据地的南大门，威胁我中央工农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瑞金。
在南方战线，我们红二十二师是作战的主力部队。我们这个师，在1932年6月是独三师九团；1933年6月7日，奉中央军委命令，由粤赣军区二十三军改编为红二十二师；1934年3月23日，又奉军委命令得到充实，由军委原第二教导团(缺一个营)及二十二师一营编为六十四团，第三教导团编为六十六团和二十二师原有的六十五团编为师的三个团。当时全师八千余人。第一任师长龚楚；第二任师长程子华；第三任代理师长兼六十五团团长魏协安；我是以上几任的师政治委员。师参谋长孙毅；第一任师政治部主任史友生；第二任是刘道生。师供给部长陈瑞兰。六十四团团长帅荣，政委彭家庆；六十五团团长魏协安，政委商辑五；六十六团团长李国柱，政委幸元林(幸负伤后由贺清华接任)。筠门岭战斗以后师长周子昆，政委黄开湘。在“左”倾军事冒险主义错误路线下，我们红二十二师被迫在筠门岭地区同敌人打阵地战、堡垒战，仗打的十分艰苦。
筠门岭西临湖南，东近福建，南下广东，北距会昌，和红色首都瑞金只有一百零一公里，是水陆通商要道，是粤赣边区的重镇，是兵家必争之地。
敌人进攻的企图和态势我们是比较清楚的，他们要攻占会昌，一定先夺筠门岭。从各方面情况判断，敌可能以南路军全部兵力分两路向筠门岭发起攻击：一路主力从寻乌、吉潭经澄江盘古隘正面向筠门岭攻击；另一路主力经安远向清溪迂回配合正面攻击，掩护敌东翼安全。
根据敌人企图，红二十二师分三线部署，筑堡防御。第一线在岔口，第二线在盘古隘，第三线在筠门岭。我师三个团配置在上述三线防御地区，正面放一个团进行防御，筠门岭西南高地放两个团对敌人进行侧击和反击进攻之敌。清溪方向由地方兵团担任防御钳制敌人。4月初，敌南路军一、二纵队开始会攻筠门岭。二纵队第七师进攻罗塘，八师进攻澄江，独一师进攻桂坑，从正面进攻筠门岭。敌一纵队五师进占寻乌，一师进占重石，四十四师向清溪搜索前进，从西迂回威胁筠门岭。在两个方向向筠门岭进攻。4月上旬和中旬我师分别在澄江、岔口、盘古隘连续进行了顽强的作战
岔口被敌突破后，筠门岭前沿阵地是盘古隘，这是一个山垭，小道崎岖，地高险要，山峰呈蘑菇状，我师六十四团二营六连在营长指挥下扼守盘古隘。敌人迫近我军阵地，修筑起钢筋水泥碉堡，排列起各式大炮，不时地向我阵地攻击。我部队就用土木构筑的碉堡工事，同敌人钢筋水泥碉堡对垒。战士们发挥聪明才智，在交通要道和阵地前沿撒满铁蒺藜和竹针陷阱，设置鹿砦使敌人只有寸步难行之势，在树丛中隐蔽特等射手，专门狙击敌人的指挥官，打得敌人心惊胆颤。
敌人被打得恼羞成怒，于4月中旬，又以第八师两个团倾巢出动，用整团整团的兵力，开始强攻盘古隘。这次战斗，我部队给了敌人很大杀伤。陈济堂称为有“武胆”的指挥官李杨敬惊叹地说：“红军的勇敢善战，射击技术精良，构筑防御工事的巧妙”是没有想到的。当时，红军总政治部《红星报》39期对盘古隘作战的情况作了报道，予以高度赞扬：“西南方面的粤敌在帝国主义指使下积极向我苏区进攻，企图占领赤色筠门岭。我‘红’团六连奉命固守盘古隘，阻止敌人。当时敌人有一团以上兵力，特别是敌人具有优势的火力和空军。四方八面围困我第六连，猛烈攻击。我们的战士毫不动摇，激战一日到晚，坚决与敌抵抗……。”
在前几次反“围剿”中，我们红二十二师按照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战略战术原则，灵活地运用游击战、运动战的作战方法，转战于闽西赣南广大地区，配合兄弟部队，打了许多胜仗。但在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我们却被命令在南方战线分兵把口，固守在碉堡里，捆住了自己手脚，硬挺着天天挨敌人的飞机、大炮轰炸。以前作战，我们总是越打越“富”，每打一仗，队伍壮大一次，武器弹药得到补充，可是现在，越打越“穷”，消耗一粒子弹，就少一粒子弹。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运来了那么多武器，也不能象过去那样“接收”了。特别使我们震惊的是，根据地边沿地区出现了“反水”的现象，在敌人重兵压境，地主和反革命分子威胁诱骗下，“反水”的人打起白旗，拿着梭标、土枪，配合敌人，对我部队进行骚扰。记得罗田附近就有几千“反水”的人，在铲共团头子谢嘉犹欺骗、唆使下对我进行骚扰。这种情况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这是否定了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正确土地政策，实行错误的土地政策的恶果。使部分中间群众发生动摇，也影响了基本群众革命情绪，造成我们极大困难。
在这样的情形下，在我们许多干部和战士中，笼罩着一团团疑云，也发生了种种议论：为什么过去总是整团、整师、整路地歼灭敌人，打大胜仗，很快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为什么现在处处被动，困守碉堡，天天挨打，打不破敌人的“围剿”？为什么不采取过去那种有效的打法，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声东击西，集中优势兵力，动若游龙，在运动战中一口一口吃掉敌人？听到同志们这些谈论，我们师的领导当时觉得是有道理的，我们更考虑了许多。
自从第四次反“围剿”后期以来，毛泽东同志被撤销红军总政治委员以后，根据地和红军里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现象，不时看到一些熟悉的战友突然被逮捕了，他们被抓的时候，帽子被拉下来，把黑布缝的袋子罩在他们头上，只有两个窟窿让眼睛看着走路。凭着熟悉的身廓、动作，我们也能猜出这是哪一个，在和他们目光相对时，不难看出他们双眼里流露出许多迷惑不解和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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