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强回忆参加“七大”:上

Admin 发表于2016-06-19 16:42:02
    党的七大胜利召开已经五十多年了,这次大会是建党以后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它以第一次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进党章,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为标志而永载党的史册。作为当年参加过这次大会的老战士,抚今追昔,我深深感到,党的七大在中国面临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夜,在国民党反动派即将发动全面内战的历史关头,旗帜鲜明地把毛泽东思想写在自己的大旗上,率领中国人民艰苦奋斗,最终夺取胜利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今天充分认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领导我们把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党的六大到七大,时间相距达17年,这在党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其实,准备召开七大的动议早在1931年1月的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上就提出来了。此后,因战事连绵,会议的准备工作只好推迟。
  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召开七大的问题。这次会议提出,中央应“立刻进行具体准备”,成立大会各主要议程的报告草案委员会等等。这一年的3月,我奉中央军委之命,离开八路军第129师385旅政治部主任的岗位,担任总政治部组织部长。当时,组织部的人不多,只有十几个人,但很精干,人员也比较年轻,我当时也只有26岁。组织部的主要任务是在全军进行党的组织工作和干部工作,工作十分繁忙。我们总政机关住在延安城北郊一排整洁的平房里,距毛主席住的地方很近,晚上能看到主席办公室的灯光。毛主席有时来到我们办公室看望大家,了解情况,我们得天独厚地能经常聆听到他的指示。由于在高级领导机关工作,离中央首长又比较近,使我对七大准备工作的进展情况有了一些具体的了解。
  同年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提出在“不久的将来”召开七大。会议还对代表名额分配、选举代表的方法做了规定。号召全党要注意调查研究,为召开七大做好准备工作。
  为了贯彻全会的精神,1939年1月军委决定开始组建华北战地考察团,并任命我为考察团团长。中央领导对考察团工作非常重视。当时在延安的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陈云等都曾接见过考察团同志,作了专题报告和重要指示。记得毛主席报告的内容是联系群众、调查研究;李富春讲了根据地的政权建设问题;滕代远讲了注意研究军事工作的重要意义;谭政讲了抗日军队的政治工作等。这么多的领导同志百忙中给我们讲课,使团员们很受鼓舞,也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还亲自向我交代了考察团的工作方针、任务、工作方法、出发时间等。考察团是我按照王稼祥的指示,从军委直属机关、抗日军政大学、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八路军留守兵团等单位陆续调集来的,共57名同志。其中有久经考验的红军干部、知识分子干部和有各种业务专长的年轻同志,人数不多,人才济济。我们按考察团的任务编为组织、宣传、敌工、军事、锄奸、战地记者6个工作组。配置了电台、机要等若干辅助小组,成立了党支部,由我担任书记。
  3月16日,考察团从延安出发渡过黄河,前往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18日,由毛泽东、王稼祥、滕代远、谭政联合署名发给华北各根据地负责同志的电报中,对战地考察团的主要任务、指挥关系、经费供给等一一做了明确规定。并强调“所有考察团的干部,任何人不得抽调,以保证其任务之完成”。战地考察团在向敌占区行进当中,沿途受到当地人民极其热情的接待和照顾。每到一地不论男女老少,见到我们这些八路军都把我们当做自己的亲人,把最好的房子让给我们住,把仅有的一点细粮做给我们吃,并争先恐后地给我们带路、牵马。当时的党群关系、军民关系是一种患难与共的鱼水关系。
   我们考察团每到一地,就紧张有序地工作,并每天将工作情况用电台上报给军委。
  11月23日,军委来电,让我带着总结材料于12月底前赶回延安,参加七大的准备工作。但这时,国民党反动派相继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随后日军又加紧向我根据地进攻,七大筹备工作再次受到影响。这时,总部又来电让我“暂缓来延”,继续进行考察工作。
  1940年7月1日,考察团满载而归,回到了延安。为了把调查报告总结好,王稼祥指示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研究室,由我负责。大约经过4个月的时间,我们写出了约30万字的两份调查报告。王稼祥仔细审阅了这些总结材料和文章,他对我说,这是从实际中得来的第一手材料,对领导的决策工作非常重要。后来,这些材料也为七大有关报告的修订和完善提供了参考。
  1941年3月我调到军委秘书厅任秘书长,兼管军委干部研究处的工作,专门负责研究八路军的干部问题。我记得,为了开好七大,党中央和毛主席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工作。比如,加强和扩大了中央党校,集中大部分已经来到延安的七大代表到党校学习。我和王稼祥经常到党校,邀请各根据地来的七大代表,向他们了解当地的干部情况,最后由我整理出了三份专题材料。王稼祥说,这些材料对帮助七大制定干部政策,提供了有价值的情况。
  1941年春天,首先在中央党校发起,紧接着在全党范围内展开了整风运动。这年的夏天,蒋介石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不断调集军队进犯我边区。这时中央调我任边区留守兵团副政委。当时我与兵团司令肖劲光一起,边组织部队做好保卫延安、保卫毛主席、迎击敌人的准备,边认真搞好部队的整风工作。
  在整风学习的基础上,全党高级干部在1943年冬进行了关于党的历史的讨论。讨论中我对继续清算王明的“左”倾错误提出了意见,建议不要让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进入新中央委员会,后来我又把意见写在给中央的信上送给毛主席。不久,毛主席给我复了信。信上说:“方强同志:来信收到了。很愿同你一谈,因准备七大,近日抽不出时间,等一会再定时间约谈。同志的敬礼!”毛主席对大会代表的意见如此重视,令我十分感动。这时,我与王稼祥、谭政等同志一起被总政机关选为党的七大代表,我感到莫大荣幸。
  回顾这段历史,是为了说明,注重调查研究,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充分发扬党内民主,集中全党的智慧进行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令人欣慰的是,这个好传统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扬。
  1945年的春天,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欧洲战场上,法西斯德国即将灭亡;在国内,敌后战场对日寇的局部反攻已经开始,抗日战争已处在大反攻的前夜。就在这春意盎然、万象更新的日子里,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革命圣地延安召开了。我作为军队代表团的正式代表,有幸参加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盛会。
   1945年4月21日,七大举行预备会议。
  任弼时首先报告大会的筹备工作。他说:“七大早应举行,但因战争关系,交通分割,迟至今日才开。”他还说:“经过整风、路线学习和审查干部,使党内思想一致,组织上更加纯洁。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是党的空前团结的反映。这是对七大的思想准备,其意义是非常大的。”
  毛主席就七大的工作方针问题作了报告。他说:“这次大会的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他还说:“大会的眼睛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要看到全国四亿五千万人民,要组织起强大的团结的队伍去战斗。”毛主席号召全党要团结得像一个和睦的家庭。当然家庭也是有斗争的,但新的家庭里有了矛盾可以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毛主席讲得很形象,含意非常深刻。毛主席的这番话赢得了全场的热烈鼓掌。预备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六项议案。一是六届七中全会提议的毛泽东等15人为大会主席团;二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大会主席团常委;三是任弼时、李富春为大会正副秘书长;四是以彭真为主任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五是确定大会议程为:政治报告(毛泽东)、军事报告(朱德)、修改党章报告(刘少奇)、选举中央委员会;六是七大会场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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