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在河北平山活动阶段：(1937．7～1938年春)
“七七”事变后，我于抗大学习尚未毕业，即调回部队工作。在一九三七年七月我调任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二营营长。经平型关战役后，为配合保卫山西太原，我奉上级命令率领本营深入敌后，在娘子关以西正太路上活动，任务是破坏敌之交通，打击敌之运输部队。在阳泉车站附近经过两次胜利的伏击战斗后，又奉令随三四三旅副旅长周建平转入河北平山县石家庄一带活动。在三个月的时间内，部队发展很快，已组成了两个营，此时，本营即扩编为五大队，我任支队长。部队一切供给装备(经费、被服、枪弹)依靠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力出力的抗战口号，抓住这个口号另就进行广泛的募捐，到处设法取枪，这一工作虽然做出一定成绩，武装了部队，解决了部队当前经费的部分困难，但对政策的掌握上是不够的。因为缺乏详细的研究和周密的布置，而对执行的部队和干部教育不够，抓的不紧，所以在募捐和要枪工作中曾一度发生紊乱现象。不问情况，甚至不分对象乱捐乱要，有的地主连捐数次，已有捐款证还是要，当时主要向资本家、地主募款要枪，但有的竞向穷苦老百姓要起来。因此，引起部分群众不满，地主更为不满，造成军民关系不好，而损害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对团结群众，共同抗日也大为不利，为了挽救这一损失，以后又派人去道歉，对募捐多者退回所捐之款。
今天检讨起来，当时对全国总动员抗战所提出的口号的精神实质了解还是抽象的，因之，未能周密研究，缺乏具体的工作步骤和方法。另外，眼光短小，缺乏远见，又照顾本部队的一时困难，没有照顾到持久抗战和建设抗日游击根据地。没有深刻领会没有广大人民支持，就没有抗日根据地、就没有抗战的胜利、就不能生存的真理。
乙、在冀鲁边活动阶段：(1938年～1940．10)
一九三八年春，我率部队转到晋东南配合一二九师粉碎敌寇九路进攻后，奉总部命令进入华北平原冀南地区。为了开辟冀鲁边又奉命与孙继先支队挺进到冀鲁边的庆云、宁津、乐陵、东光、南皮地区，开辟和创造抗日游击战争根据地。此地区二十余县，当时是土匪、伪军、顽军各霸一方，处于无政府状态。我地方党也组织了一部武装，但为数不多，且成分复杂。(多为土匪，干部中有土匪头，托派分子和国民党分子)所以力量十分薄弱。我们为了有力的开辟该地区工作，对此地情况经过数日了解后，得知此地有的杂牌武装已半公开的投降了敌人，引起群众公愤。我即主张消灭这些杂牌部队，一来对抗日有利，二来对统一战线无有害处，但遭到边区党负责人马国瑞和支队政委李宽和二人的反对，他们以右倾观点认为这是破坏统一战线。当时，因我们兵力不足，可是地方党已大肆宣传了我们是正规军，这样乘敌人尚未摸底的时候，给以突然袭击是有利的。因之，不能等到马、李同意后再开始攻击，所以我坚持了自己的主张。首先决定消灭最坏的半公开的汉奸刘炎臣部，马国瑞和李宽和怕负责任不参加，我即同孙继先同志组织了这次战灿斗，将敌人全歼，从获得文件中已证明刘炎臣投敌，充当汉奸，群众大为欢喜。在消灭了刘炎臣部千余人后，继而转回将宁津县政府及其所属武装千余人全部歼灭。这一来，给其他土匪、伪军、杂牌军一个严重的打击和镇压，同时自己的部队也得到了猛烈的发展，并受到了群众的称赞和拥护。地方党也感到有了靠山，更加提高了他们开辟敌后工作、创造抗日根据地、发展地方工作的信心。在这胜利的基础上，接着整编了邢支队(地方党所组织的)并协助地方党建立了九个县城的人民政府，打下了开展冀鲁边抗日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的有利基础。
此地区开辟的较顺利，但自己感到虽地区不大，可是能力不足，即请示上级派干部来。因此，萧华同志率领数百名干部前来边区，组织了挺进纵队，统一了边区党政军民的领导。
一九三九年春，敌攻占武汉后，回师“扫荡”敌后，边区斗争环境从此紧张起来，“扫荡”逐渐频繁，部队进入了日日夜夜的战斗环境中。由于正确的运用了游击战术，所以反扫荡不断取得胜利。此后自己和部队则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和轻敌麻痹思想，因之，造成一次严重损失。在开辟德平、临沂一带地区，驻防于大宗家时，消灭了千余人的汉奸队，又连续打退敌之两次扫荡后，为了成立政权机构，则在一地久驻不移，又未得确实掌握敌情，于是遭到敌之突然袭击，使部队受到相当严重的损失。因为这是部队第一次受到敌人的打击，伤亡近五百人，故使部队坚持冀鲁边的工作信心受了极大的影响。而敌人更加疯狂起来，大量安置据点，使边区环境恶化了。
这严重的血的教训，检讨起来有四个原因：
(1) 思想上的骄傲自满和轻敌麻痹，行动上的疏乎大意，未能随时提防敌人，使敌人有机可乘。
(2) 违犯了游击战术的原则，对声东击西、避强攻弱、敌进我退的游击战术原则，未能很好结合具体情况灵活运用。
(3) 对新地区未能很好建立情报网组织，又未严密布置情报工作，因此，未能掌握敌情，而遭受敌之突然袭击。
(4) 预先没有拟定应付敌情发生处理方案，而发生情况后又无果断的决心，迅速控制几个村子坚持打到黄昏，或者以一部分兵力牵制敌人，主力迅速脱离敌之包围。
从此以后，敌人的“扫荡”火焰更加凶残，为了保存有生力量，除留一小部队伍坚持于冀鲁边区外，其他主力即奉命转入鲁西北地区，又开始了新的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工作。在聊城东南、茬平以南，张秋镇一带建立了民主政权。
一九三九年冬，处于反共高潮时期，为了打退反共高潮，挽救继续抗日的局面，奉上级指示，配合兄弟部队，向顽固派石友山、高树勋展开了大规模的反顽斗争。将石友山部全部击溃，解放了广大地区，此后反共高潮开始降低，挽救了抗日局面，巩固了统一战线。
丙、在滨海区活动阶段： (1940．10～1943．7)
一九四O年十月，部队开始整编，本支队改为教三旅，我即奉命调至鲁南教二旅工作。因为鲁南山区贫穷困苦、地区狭小、财粮困难，即决定留下五团坚持地区，我率四、六团转向滨海区。进入新区后首先大刀阔斧的拨除了敌人十余处据点，开辟了海陵、干榆、郯城三县地区的工作。鲁南地区因主力转移，又被顽固派侵占一些地方，因之四团又转回鲁南，打挎了顽固派，使鲁南地区又恢复了原先的局面。随后四团又转到滨海区坚持与巩固了海陵、干榆、郯城地区的工作。这一时期，滨海区处在三角斗争情况下，鬼子对我们采取报复性的或配合性的“扫荡”，同伪军也经常发生战斗，同顽军也有摩擦，情况虽不恶劣，但经过长期的，频繁的战斗后，部队的力量是大大的削弱了。在一九四二年精兵简政开始时，我曾主张缩编部队，取消重叠机关(旅部)，干部降级使用，加强下层领导。但遭到许多同志的反对，批评我是取消主义者，因之滨海区的精兵简政一次两次皆不彻底，最后还是在中央指示下，缩编了部队，取消了旅的机构。
一九四三年三月间，我奉命任六团团长职。三个月后即去党校学习。到六团后，恰遇春荒时期，为了解决部队粮食问题，政府让武装部队去敌占区筹粮。部队的干部和抽粮人员，只为了完成任务就不分穷富，见粮就拿，造成一时违犯政策纪律现象。这一总是的发生主要由于我们领导未能很好教育担任筹粮任务的干部和供给人员，结果给党造成损失。
在滨海区的整个工作阶段，我是积极的完成了上级交予的任务。但在工作过程中同政委符竹庭同志的关系未能搞好。今天检讨起来，我是有责任的，主要是我未能主动的团结政治干部，在某些问题上的忍让还是不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