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秋，沈空机关由沈阳市内搬迁到新建成的办公和生活地址：沈阳市万柳塘路5号。此前，沈空机关司、政、工、后各部分散驻在市区各处，工作、生活极为不便。在沈阳军区支持下，曾国华请示空军首长同意，1960年以市区的房屋同军区和地方交换，筹集资金在沈阳市郊新建办公和生活设施，于1962年建成。
1963年春，曾国华赴京开会。到招待所住下后，即去看望原东北军政大学副政委吴溉之同志。司机问：这位首长住在哪里?没听说过。曾国华说：他年老退休在家，哪来名声啊!吴老一见曾国华就说：“你又来看我，多到在位的家里走走么!”“领导同志都很忙，去拜访的人当然多，我就不去凑热闹了。”曾国华不以为然地说。回到招待所，一位军的同志问：“曾司令去哪里啦!有什么消息?”“我去看一位退休的老同志，哪来什么消息?”“你怎么不去熟悉的首长处看看，摸点什么回来。”这时曾国华严肃起来：“你们就愿意搞小道的东西，这不好。我们该听的听，不该听的也别问。”这位军的同志私下对曾的秘书说：这个老首长对上不献殷勤，对下不犯自由主义倒是好，但是不善交往也会吃亏的。
1963年，经济生活的暂时困难开始缓解，飞行部队的油料、器材供应逐渐好转。沈空部队进入正常训练，加紧进行国防施工。
这时，曾国华每到部队，都反复要求师团干部要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进行战斗课目训练，多培养技术尖子，不搞花架子，切切实实地提高部队作战能力。
1963年7月，为加快飞机洞库修建进度，曾国华和沈阳军区曾思玉副司令员一起乘飞机到国防施工单位检查，具体解决施工部队技术、装备和生活等方面的困难和要求。
1963年8月，曾国华在青岛参加空军组织的毛主席著作集训期间，一次打兰球不慎大腿骨折，住院休养半年。
1964年9月，曾国华去大连组织部队进行海上训练，以适应海上作战需要，顺利而安全地完成了训练任务。
1964年10月，根据空军命令，沈空派出作战小分队去南方机动作战。曾国华通过司令部要求空一师：东北近两年没有战机，到南方一定要有战果，要派出最好的尖子飞机员，包括飞行大队长、中队长谁技术强就派谁去。
1964年11月，空一师进驻广东遂溪的小分队中队长徐开通击落国民党无人驾驶侦察机1架。接着驻南宁的小分队中队长张怀连于1965年1 月、4月、5月连续将入侵的无人驾驶侦察机击落3架。
1965年5月，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同志不幸病逝。曾国华惊闻老首长的噩耗，十分悲痛。他去北京参加追悼会，并写了“亲切的教诲，沉痛的悼念”一文，在空军报上发表。
1966年5月，曾国华率沈空机关“四清”工作队去沈阳市空军十五 厂搞“四清”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工作队随之撒出。
1966年冬，空军在沈阳的学校和沈空所属文体单位一些群众组织冲击沈空机关，揪斗沈空个别领导同志。机关内部也有人跃跃欲试，想搞“四大”。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意外情况，曾国华心情沉重，精神紧张，压力很大。遵照“军区空军不搞‘四大”的决定，想方设法保持机关的稳定，保证国土防空、战备训练和国防施工的正常进行。
1967年5月，遵照空军命令，曾国华组织高炮一师入越参战。该师在越南参战54次，击落敌机59架，击伤48架。
1968年春，高炮六师十八团入越参战。曾国华让二儿子随部队入越锻炼。他嘱咐儿子：国家处在和平时期，没有仗打，这是难得的锻炼机会，要当英雄，别作孬种。1968年秋，沈空所属空三十七师转场新疆，曾国华三儿子在该师当兵，空二军军长邹炎向曾国华说：小孩去新疆太远，把他留下吧。曾国华坚决不同意：“小孩子当兵离家远点怕什么，留在身边没有好处。”他儿子乖乖地和部队——起去了乌鲁木齐。邹炎则感叹：“这位老首长总是这样讲原则。”
在“文化大革命”那个阶级斗争高于一切的年代，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曾国华也陷于深深的矛盾之中。他在上级领导的招呼和批准下，支持了群众组织对个别常委同志的揪斗，并立案审查；他又在地方一些不实的揭发检举下，在极左思潮的压力下，批准对一些干部的审查，导致了一些他当时并未意识到的“冤假错案”。同时，他又随时准备自己被揪斗，他心情沉重地对身边的同志说，这样斗下去，说不定哪天我们也得进去(指隔离审查）。
直到被选为党的九大代表，他才松了一口气。
1969年4月，曾国华参加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同时，他接受中央军委的命令，任空军副司令员，分管空军作战训练工作。
为了尽快掌握全空军的部队情况，他用近一年的时间，将沈空以外的其他6 个军区空军及其所属部队、基地都跑了一遍，和部队领导干部交谈情况，听取意见，掌握第一手材料。在机关里，曾国华常去空军指挥所了解空中动向，掌握有关备战信息。他又和作战部长、训练部长保持密切联系，这两位部长每周都数次进出他的办公室，汇报情况，请示问题，商量改进工作的措施。每逢“五一”、 “十一”的节日集会，曾国华又在天安门城楼与空军指挥所保持联系，以警戒首都节日安全。
1970年春节，空一军驻北满的部队搞到几副熊掌，因为是“山珍”，就拿到北京送给曾国华，他坚决不收。当时他考虑的倒不单是保护动物，还有严守中央有关规定：不收礼。
曾国华自1931年参加红军以来，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共和国的建立，戎马一生、身经百战、出生入死、忠心耿耿。经历了红军时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南征北战四十余载，足迹遍布整个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培养下，从一个普通战士，成长为一员骁勇善战、智勇双全的高级将领。
1978年1月3日，曾国华病逝。他以卓著的功勋，毕生的精力，在共和国的奠基石上铭刻下了不朽的英名。曾国华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共和国的英雄，也是客家人的骄傲。他的名字将和千百万先烈一起，永远留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王连城 曾林辉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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