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9日，在广西军区大院内，曾国华和张云逸等广西军区首长一起听了一三四师消灭刘嘉树兵团的汇报，他们共同庆祝中国大陆这最后一仗的胜利。
1950年初广西战役结束之后，部队稍事休息，曾国华率兵团司令部协助广西军区和兵团首长组织指挥广西境内的剿匪斗争。
当时统计，广西境内有土匪6万余人，有17个军、33个师、28个纵队的番号，活动于大小瑶山、六万大山、十万大山地区。这些土匪都以国民党军官为头目，以国民党残兵和惯匪为骨干，又蒙骗一些群众，活动十分猖獗。
剿匪部队有四十五、四十九两个军和4个独立师，分别部署于土匪活动严重的地区。进剿几个月，部队爬山涉水，昼夜奔波，克服着语言不通、水土不服等困难，虽然消灭了一些股匪，但土匪数量没有减少，反而增加。剿匪局面被动，土匪气焰嚣张，群众发动不起来。
曾国华作为剿匪的组织指挥者之一，对这种状况有些着急，他觉得部队有劲使不上，好像叫土匪牵着鼻子走。在广西军区一次常委扩大会上，曾国华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对剿匪工作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在政策掌握上，对土匪和国民党正规军的俘虏不能一样宽待，要加大镇压的声势，否则，土匪“反水”，群众不敢靠近我们。二是在兵力使用上不能分兵把口，要集中力量重点进剿。这些建议被军区领导采纳。
1950年6月，曾国华奉命到广州任十五兵团参谋长。时值兵团机关重建，人员不齐，制度不全。这时他用主要精力抓了机关的组织、制度和作风建设。接着又抓机关工作和生活设施的基本建设。广州当时还是一个花花世界，是资本主义的污泥浊水还没经过一点清理的大染缸。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曾国华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自觉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他在分管兵团体育场修建时，资本家请吃他不去，送派克金笔他不收，他严令管理部门不准带包工头来见他。这项工程由于工作人员经验不足，最终还是被资本家偷工减料，影响工程质量。直到“三反”时期找资本家算了这笔帐。
1950年10月，曾国华借去福建军区办事的机会，顺路回家一次。当他踏上阔别26年的故乡土地时，心情激动不已。他是幼时卖给人家的“丢儿”，亲人的面目，住在何处都没有一点印象。家人和乡亲对这个几十年音信皆无的小孩早就忘记了。所以，当一队坐着小吉普和中卡车的解放军出现在广东五华县歧岭街头时，老乡们都以为是解放军公事路过，纷纷出来观看热闹。真像古人诗中所言：“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曾国华面对眼前不曾见过面的亲人们，眼含热泪，不知说什么好。他用跟来的秘书听不懂的客家话问曾文山老人在不在?住在何处?众人一时愣了：“你是谁?”“我是曾家的老十”。人群一下子轰动了，这时一个年青人说：曾文山是我爷爷。曾国华就让他带回家中见年已九旬的老父和兄嫂等亲人。当他向老人举手敬礼口喊爸爸时，老人双目直视，不知所措。当他说明自己就是3岁时卖给吕家的老十时，老人顿时老泪横流，连说“老天有眼”。曾国华的哥嫂们一见这位共产党的大官原来是亲兄弟时，竟怀疑是否在梦中。血缘连心，一下子把他们之间的关系拉近了，个个热泪盈眶，述说衷肠。
这时，自然有人问他去不去吕家看看。曾国华说：吕家对我有养育之情也有虐待之恨，去了难免伤心，不去也罢。
曾国华在这个饱经沧桑的贫困人家中住了两天，体验天伦之乐，沐浴骨肉之情。当时，对于刚解放的封建农村来说，人们头脑里还有着“朝中有人好作官”，“一人作官，全家享福”的旧思想。他的兄弟们沉浸在欢乐之中，还没来得及想什么，可是亲友之中却有人想求他在广州谋事了。曾国华告诉大家：共产党的官和国民党不一样。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我手里没有钱，手中有权也只能用来为老百姓做事，不能搞国民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一套，一个人作了官，七大姑八大姨都跟着沾光。如果是这样，共产党的天下也坐不长。乡亲们一听是这个理。一位戴着眼镜的长者说：“共产党打垮国民党，毛泽东打败蒋介石就靠这个理。”
1950年11月，毛主席致电华南军区，严令加紧解决广西的匪患。1951 年1月曾国华奉命调回南宁任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协助军区领导组织剿匪斗争。
为迅速剿灭广西的土匪，陶铸同志到广西坐镇，陈明仁将军率二十一兵团的部队进广西参加剿匪。十分猖獗的广西匪患，在重兵围剿天罗地网的军事攻势下，“在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有奖”的强大政治攻势下，顿时土崩瓦解，被歼的被歼，投降的投降，不到5月1日就全部肃清。
广西土匪消灭后，已经编为广西军区机关的四十九军军部需要重建。即以一五四师师部为基础组织四十九军军部。曾国华任军长，栗在山任副政委，邓东哲任副军长，蔡永任参谋长，邱子明任政治部主任。
1951年8月1日，四十九军军部在广西贵县重新成立。曾国华主持成立大会，宣布机关干部任命，讲了军部机关当前的任务。曾国华和军的其他领导，一面抓军部机关的组织健全和制度建立，一面抓紧了解所属一四五、一四六、一四七三个师的情况，召集各师首长汇报，又亲赴部队视察。就在他争取尽快履行军部领导职责时，1951年11 月，由他的老首长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同志提议，军委下令调曾国华任空军第三军军长。
曾国华又急急忙忙告别刚到一起工作的军部领导同志，在机关干部列队欢送下，从广西贵县乘火车到空军领导机关报到。在北京东交民巷，曾国华见了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副政治委员吴法宪。刘亚楼说，现在要上天了，这是新行当，要从头学起。现在空三军军部还不能立即组建，你先去安东志愿军联司学习，体验一下空中作战指挥。曾国华在联司学习了一个月。这时全军正在开展“三反”运动。曾国华认为自己不能置身于这样大的运动之外，除了学习有关文件，又主动向吴法宪请求，抽时间回到四十九军作个检查。
回到四十九军军部，他以严于责已的精神、检查了进城后保持艰苦朴素作风不够，生活中有浪费现象，和领导工作中存在的深入基层不够的官僚主义。他曾动感情地对军的同事说：胜利了，进城了，环境变了，这又是和打仗不一样的新的考验。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我们的要警惕糖弹的攻击，不要学李自成真是英明极了。
(王连城 曾林辉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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