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我大儿子是随马夫在部队的留守处，因下颚线炎化脓开刀。当时的医疗条件也很差，没有麻药，开刀时，脓没有流完就对口缝上了。伤口没有长好，脖子是歪的。渡海转移部队，要求尽量少带孩子。我想如把儿子留在农村，一来医疗条件太差，二来敌我双方还呈拉锯战状态，如被敌人知道是共产党的孩子，非死不可。于是我和曾商量带莒城走。他不同意，说：打仗怎么能带小孩？我又去找李伯秋政委，政委让我自己决定。我当机立断决定带上莒城走，也不敢告诉曾，怕他阻拦我。
渡海需从黄县龙口上船。从鲁中到龙口，还有较长的一段陆路。虽然山东大部分都已解放为我军占领，但从青岛经胶县、高密、昌乐、益都、张店至济南（铁路沿线）一线，仍是敌伪战区，敌之据点也有不少。管理科王科长给我找了一头小毛驴，一边放衣物，一边放莒城。本以为有了小驴驮东西和孩子，我能轻松一些，岂料小驴见了母马又蹦又跳（看来是头小公驴）。我既怕摔了孩子，又怕影响行军，万一被敌人发现，发生了战斗更糟。所以只有抱着孩子走二十里，再背着他走二十里。途中过封锁线（铁路线）时，王科长为了避免被敌人发现，就让我陪着孩子躺到为伤病员准备的的担架上。终于顺利地到达龙口。到龙口后，国华发现我把孩子带来了，我说执行政委的命令，他也没法子。当时任务重，他也顾不上我们了。那时部队给了两条汽艇，曾国华带秘书，两个警卫员乘一汽艇，政委李伯秋乘一条。其余的官兵，还有家属子女们都乘帆船（汽帆船）。我们共有十几条帆船，我和王科长，还有他的妻子女儿。他行军路过家门说是进去看看没见过面的女儿，谁知他妻子非要跟着一起走。我坐的这条船上，记得有马夫戴金锡和莒城，组织科长，师部卫生处王处长的妻子和他两个女儿。此外还有警卫连一百多人，大帆船上带有小帆船。第二条大帆船是侦察科长韩少峰带着侦察连一百多人，他爱人刘珍也在这条船上，其它还有十几条较小的船。
出发时，我们的船走在最前面，其次是韩科长带的船，余下的船紧随其后，一条一条都撑起了帆非常好看。大海泛起微波，水天一色，点点白帆……但不一会就散开了。我们的船跑得快，只见一片汪洋和几只海鸥，就这样，我们开始了海上旅途。
我们只带了三天的干粮，以为很快就会到目的地了。
一开始，大家还很兴奋，在船上走来走去看新鲜。可没多久，海浪的颠簸使所有的人都晕船了，他们吐得厉害，只有我、老戴头和莒城不晕船。有一次，我正抱着孩子在前舱看风景，忽然看到远处有只船走得很快。船老板用望远镜一看，是一条美国的巡洋舰，就连忙喊我们下来隐蔽（因我们都穿着军装），还好，没被发现。
快到大连时，海上忽然起了大风，船还在深海无法下锚，只有把帆降下来，随风飘来飘去，结果竟在海上漂了八天八夜。带的干粮吃完了，水也喝完了。大人还能坚持，孩子不行，哇哇地哭。幸而船老板很喜欢他，看到我们没粮了，每顿饭就给他送来吃的喝的。在第四、五天时，王科长和郑科长背上匣子枪，乘坐小舢板，往大连方向划去。当时大连是苏联军队驻守，市长是我们的同志。两个科长到了大连也找到了市长，然后就带着苹果和火烧回到了大船上。也只有我们几个人还能吃东西，其他的人吐得一塌糊涂，有这些东西足以保命了。第八天晚上，船到了貔子口（今名皮口），高高兴兴下了帆船，找到了三师驻地，见到了国华同志。他见到我们很高兴，开玩笑地说：你们到了啊，我以为你们母子俩葬身鱼腹了。他接过儿子亲亲，搂在怀里又说：我们汽艇一天一夜就到了，过了两天看你们还没到，就派汽艇出去找，他们回来说没有找到，但看到海中漂荡着便衣。我们猜是侦察科长韩少峰乘坐的船沉了，协理员（我当时是师协理员）乘坐的船也很可能沉海了。因那个方向有暗礁。
我们到的第二天，韩科长也到了。他们的船老板迷失了方向，船触礁后，船舱进水。韩科长当即乘坐小舢板到大海中去找船。他们还真有福气，看到远处有一条小船，划近一看是条商船。韩科长立即举枪高喊：过来，不过来就开枪。商船乖乖地驶过来。韩科长跳上船一看，运的是梨，就说快把梨都推到海里，跟我去救人。当商船开到大帆船旁时，水几乎已淹到胸前，个子矮的已淹到脖颈了。所有的人上到商船上后，同志们的劲头还挺大，就穿着湿衣服到了目的地。韩科长说，幸而一个也没冻死（这时已是十一月下旬，东北很冷了）两个船老板见了曾国华同志时，就都跪下磕头：托八路军的福，俺们才没丧命。
部队给了商船老板奖赏金，给了帆船老板回家的路费。
部队在东北集结，经过了短暂的休整后，立即投入了新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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