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洋货充斥市场，工厂不断倒闭，工人经常失业。自己也经常在失业的苦难中挣扎，政治上没有出路，生活上没有着落。我常想该走哪条路呢？“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不断侵略中国，国民党不抗战，加紧镇压人民的抗日活动，屠杀共产党人，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渐渐地使自己认识到，像我这样的人在黑暗社会压迫下，只有投奔革命队伍，才是出路。一九三五年秋听说共产党队伍快来了，现在在陕西，不久可能到山西来。走，找共产党去。决心定下后，我和几个工友来到山西洪洞县。等到一九三六年二月，听说红军已经东渡黄河，我们向洪洞县万安镇找去，终于找到了红军。红军同志热情欢迎我们，我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愿望。为了避免牵累家人，我改名常仲连，编在红一军团一师一团二连三班当战士。
参加红军后，每天除了行军就是打仗。一九三六年三月，我在一排长伊太的介绍下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五月由班长郭世廷介绍由团员转为正式共产党员。我由一个连枪都不会放的老百姓，当了三个月红军，就当了副班长，五个月就当了本连七班班长。七班是个硬班，有二分之一的同志是从江西长征过来的老同志，我提议这个班长由老同志当为好，为此我挨了指导员杨志得的批评，“你当七班长是团首长下的命令，你还讲价钱？”我说，“团首长下的命令，我坚决服从。”我当了七班长后总在想，论资历我不行，论战斗经验和工作方法，我没有别人强，能把班长当好吗？反复思考后，暗下决心，一定要力争当好班长。我想只要坚持我当红军的誓言，一定能当好。我没有私心，大胆工作，只要虚心听取老同志的意见，无私无畏，以身作则，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没有干不好的。树立了信心，鼓足了勇气，我当好了班长。几十年来，我参加及组织指挥的两百余次战斗，从没有吃过大的败仗，总是完成任务，战胜敌人，保存和发展了自己。由于我平时胆大心细，亲临第一线指挥，所以多次紧急、危险时刻，都能率部转危为安，取得胜利。
例如红军时期，当副班长和班长时，在西征中的马家堡战斗，敌人骑兵追击迫近，急中生智，击毙了敌人，带半班人安全脱险归队。在张家湾战斗中，我们在十多丈高的大沟边上，看见沟下有一个国民党军官，带着警卫通讯员，骑马由南向北突围。就在敌人将要逃跑的关键时刻，我不顾沟深壁陡的危险，带领全班面向沟壁顺坡滑下去，堵住了敌人，俘虏了一名团长，我们全班受到表扬。红军西征时，我当七班长，七班在宣传红军政策、扩大红军和作战方面经常受到上级表扬。有一次全团军人大会上我们全班受到表扬，还给我发了物质奖：一双袜子、一条毛巾。在当时物资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这些奖品是很难得的。
西安事变后，中央决定向东北军派政工人员，准备在红军中抽调优秀正副政治指导员和党支书担任，先到一军团随营学校培训。我是一个班长，被破格抽调到随营学校四队学习、深造。后因东北军的情况有变化，我们这批干部都没有去成。到校学习两个月后，我在这个队担任二分队队长。四队学员主要是正副指导员和支部书记，少数是排长，可我调来前是班长，却要我任二分队队长，对我来说，又是一个难题。怎么办？还是老办法：无私无畏，严于律己，吃苦在前，大胆负责。在困难中，我学会了做政治思想工作，这期间我还学习了军事政治理论和一些基础知识。
七七事变后，红军改编北上抗日，打了平型关大战后，建立晋察冀军区，成立军政学校，孙毅为校长。我在一队、五队先后任副政指、党支书兼区队长，既工作也能够学习。当时上课的教员，大部分是领导兼，如聂荣臻司令、舒同主任，北方局的领导彭真和黄敬，越南人洪水等，还有抗敌报社社长邓拓等同志。讲课质量高，效果好。这段时间使我军政理论和政策水平都有显著提高，收获不少，对我以后下部队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抗日战争中，自己参加和指挥了百多次战斗。重要的有百团大战中的北峪战斗，1939年初我担任冀中军区16团2营营长，参加了冀中军民第三次反“围攻”、卫东战役、冀中军民反“扫荡”作战。1940年春季河北深县南旺头村的破袭战斗，击败日本鬼子，打死了日寇指挥官，还缴获一些武器，我部转危为安。1940年8月，参加了百团大战。打得紧张、激烈、残酷，敌我双方伤亡都不小，但我营终于胜利地打下北峪据点。战后，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赞扬说：“二营打得顽强，是不怕牺牲的好部队。”最近我就此写了一篇回忆录——《北峪麈战记》。
1941年秋，任冀鲁豫军区南进支队第12团参谋长。1942年初任冀鲁豫军区南进支队32团团长，指挥了几次保卫支队司令部的战斗。1942年8月初，调任南进支队第21团团长。指挥部队参加有火烧楼集战斗，陈庄伏击战斗等，都给日寇以重创，受到上级首长的表扬。这些战斗我已写有回忆录——《楼集焚敌垒，陈庄振军威》。
1942年冬，成立濮(阳)滑(县)东(明)长(垣)地区委员会，当时赵紫阳同志担任地区委员会书记兼21团政委，我任地区委员会副书记兼军事指挥员，指挥21团、新四路及滑县县大队，进行了多次战斗。特别是21团三打邵鸿基（原国民党冀察挺进支队司令，专门破坏抗日，经常攻击侵犯我军），三次反击战斗取得胜利。最近也写了回忆录——《三打邵鸿基》。
1943年7月，我到冀鲁豫军区南进支队主力团16团当团长，8月发起著名的滑县袁庄攻坚战斗。我亲自利用夜晚率突击队冲破敌阵，登上城楼。由于敌我犬牙交错，我们闯入敌群，在敌人的问话中将计就计，冒充敌军官，“指挥”了敌人自相残杀。敌发现上当，向我开火而身负重伤，被抬下火线。部队继续战斗，终于打下了袁庄，歼敌2000余人。这次战斗异常残酷、激烈。接替我到21团当团长的李亚峰同志也在袁庄战斗中献出了生命。我永远怀念他，我的战友李亚峰。
1944年初，十六团调陕甘宁边区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整编后我任陕甘宁晋绥边防军教导一旅二团团长（教一旅旅长杨得志，政委张仲良）。整编后一手拿枪一手拿镐，担负保卫党中央的重任，进行大生产运动，后来我到中央党校带职学习。当时中央首长毛主席、朱总司令讲话或开重要会议，经常通知团以上干部到会，我受到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教诲，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有了很大进步。
一九四五年八月由于组织上的关心，我和牛芬荷同志结婚，结婚仪式既简单又热烈，是在旅首长关照下操办的。不久日本投降，中央号召干部地方化，我回到家乡太岳四分区任参谋长，后任副司令员。一九四七年整编成八纵队二十四旅，我任副旅长。
在四分区期间，四六年元月参加、指挥了济孟沿岸的桥头堡之战，以及济源孟县两县边境的“八三战役”。四六年秋国民党军来势汹汹，向我分区大肆进攻，我带领分区两个团在沁阳以北山地歼灭沁阳城出来的国民党保安团一个多营，粉碎了国民党要打通沁阳到晋城公路交通线的企图，受到军区嘉奖。接着我参与了“八三战役”的指挥。
四七年七月我带领分区（21分区）的二团、三团和孟县独立营，还有沁孟两县一些基干民兵，先收复了沁阳城，接着收复了孟县城。这两个国民党盘踞的县城从此属于人民。
随着形势的发展，四七年八月整编后任八纵队二十四旅副旅长。参加了运城、临汾、晋中和太原四大战役。在徐向前同志指挥下，参加战役战斗几十次，每战都取得了胜利。如在晋中平遥县张兰镇地区歼灭阎锡山亲自训练的七十二师（简称亲训师）和一个炮兵团。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一日上午，我接到纵队首长指示，我们要拦截的敌人已经绕道过去了，我旅停止前进，就地待命。约十分钟之后，我从望远镜中突然发现，从张兰镇方向出来了大队人马，中间还夹着大批骡马，牵驮着火炮，分四路纵队向我方开进。在这万分紧急时刻，请示上级已经来不及了。乘敌人尚未发现我军之际，我立即下令在我身边的两个团（七十一、七十二团）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打垮了敌人，在兄弟部队截击配合下，经过三个多小时激烈战斗，全歼敌一万三千多人。这次战斗是我在特殊情况下断然指挥发起的，所以我记忆犹新，这是解放战争时期不预期遭遇战最成功的歼灭战之一。在胡耀邦同志题写书名的《在徐帅指挥下》一书中纪录了这一战例。
晋中战役时，由于敌我位置交错变化很快，误入敌人地区的事时有发生。一天晚上，我单身带警卫员翟国财（洪洞县人）在清源县东南汾河以东河沿边上，误入阎锡山的一个部队中，发觉之后，我沉着、机智、灵活应变，冒充敌人的指挥官，拖延了二十分钟后，我后续部队赶到，我用计谋脱身出去，指挥部队迅速包围敌人，没费一枪一弹，俘虏敌人一个多连。
在围攻山西太原的战役中，攻坚任务重，部队伤亡大，敌人的炮火打得很凶，我的警卫员侯永清同志在距我不到五步远的距离上被一个炮弹炸中，牺牲了。这些消息很快传到了距前线一百里的太谷。我爱人当时正在分娩我大女儿，她当然也在为我担心。而我在紧张激烈的战斗间隙，也真想看看她们。但我不能在干部、战士和敌人拼杀之中，临阵脱身，去照顾我的小家。这点我爱人也是理解的，平时她总是支持我安心作战工作。另外还有组织的关怀照顾，我是放心的。太原战役打了一段，中央军委确定缓攻太原，休整部队和开展政治攻势。这时我离开前线来到榆次，看到我的大女儿已出生四十多天，第一次见面全家三口合了影。过去我没有家，多年来无私无畏地干工作，要对党尽忠心，现在有了家，有了孩子，思想上有点考虑，我能不尽一点丈夫和父亲的责任吗？于是在太原战役休整中间，我到石家庄白求恩和平医院去养伤治疗（枕骨伤），组织上让我把爱人和孩子也带去。这次去医院非常及时，院长钱信忠亲自给我作检查，又给我爱人牛芬荷透视，发现她有肺结核病。这事对我触动很大，我必须作出选择，是留下来照顾爱人、孩子，还是继续地工作战斗，在人民解放战争的艰苦环境中，真正做到无私是不容易的。爱人病了，孩子又小，不分散精力去照顾行吗？这不是私又是什么，我是一个带兵打仗的军人，只能坚持无私无畏的工作，才不会违背我参加革命的誓言，后来我始终是这样做的。
太原解放后，我调任十八兵团补训师师长兼党委书记，是兵团直属党委委员，胡耀邦同志是书记。部队西进到陕西宝鸡后，随贺龙向西南成都进军。胡耀邦同志当时是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在和他的言谈交往中，在他的影响教育下，使我进一步懂得了不少哲理。贺龙司令员在指挥战斗空隙，爱和干部闲谈聊天，耀邦主任爱讲述有教育意义的历史故事。同志们都尊敬首长，当时上下级关系非常融洽。
部队开到成都，那里由于国民党长期盘踞，他们的残兵败将溃退到四川地区，就和当地土匪袍哥勾结，潜伏起来，等待时机妄图卷土重来。当时的老百姓深受土匪的残害，社会治安成了很重要的问题。到四川后，我担任分区司令，对消灭土匪，肃清蒋军残部，做了一些工作。1950年任眉山分区司令员时，指挥分区三个团、十个县独立营对邛崃山的土匪进行追剿。开始群众对我们剿匪信心不大，他们说，“国民党军剿了十多年，也剿不了，反而越剿越多。”为此我们说，一两年内剿匪见成效。分区指战员克服重重困难，英勇机智的战斗，终于将分区十县，即眉山、邛崃、大邑、彭山、洪雅、夹江、青神、各山、潇江、丹棱范围内的匪患在两年的时间基本肃清了，人民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当然，这只是大西南整个剿匪大好形势的一部分。
随着形势的发展，党中央决定我军要在陆军的基础上建立空军。一九五二年我调到空军十三师任师长，五五年调到防空军三师任师长，五八年调沈空任高炮指挥部司令员，七0年任沈空副司令员。担负着保卫祖国领空安全的任务。在空十三师（当时全国唯一的一个运输师）工作时，对支援十八军进军西藏，开辟成都到甘孜的空中航线，做了一些工作。任防三师师长时，由我负责指挥广东汕头地区防空作战，创造性地运用高射炮机动作战的方法，先后击落击伤经常来窜犯、空袭、侦察的美蒋机47架，保卫了祖国领空和当地居民的安全。受到军委空军的嘉奖表扬。一九五八年调沈空任高炮司令员，当时敌大型侦察机经常窜拢到我领空，几次都没有被击落，不好对付。我积极建议采用高炮机动作战方法来惩治它。在军委空军、沈阳军区首长支持下，沈空和军区高炮防空部队在沿海一带展开了布署，专门伏击窜犯的敌机。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六日，首次用高炮击落一架P2-V大型侦察机，使敌大型侦察机再也不敢深入内地乱窜。从五九年——六一年三年多我经常和海边防高炮部队生活、战斗在一起，三个春节我和战士们在阵地渡过，尽管艰苦，但很有意义。我们共同研究打敌机的战术、战法，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用我们落后的高射武器把设备先进的美制蒋机打下来了。我在指挥高炮防空作战中，特别是在汕头地区，多次受到上级表扬，上述这些作战情况在当时的《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航空杂志》都有报道，报道中包括我的名字和照片。党的信任，给我的荣誉，鞭策我更好地为党和人民工作。当然击落这些敌机，取得这些战绩也是上级首长和机关的正确领导，以及广大干部战士共同努力下才取得，我不过是一个直接指挥参加者。一九六四年我由大校晋升为少将。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组织上派我去“支左”。辽宁省革委会成立，我被结合到省人保组工作。“支左”是应该否定的，但这期间自己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尽力来做工作，不干违心的事。由于对“四人帮”在辽宁代理人的话我没有言听计从，反而挨了斗争批判。我没有屈服。我保护大批公检法老干部不再遭受迫害，最后把我赶回部队，在这七年中间我可以说，没有任何以权谋私、违法乱纪行为，而且对他们的倒行逆施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在送我回部队的千人（公检法人员）大会上，当我讲话后，一再鼓掌，掌声非常热烈，致使我几次表达谢意，仍不停地鼓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掌声是对我几年来工作的肯定。事后，“四人帮”在辽宁的代理人派人到人保组调查，说“常仲连是犯错误走的，你们为什么还那么热烈鼓掌，欢送他呢？”人保组的同志说，这是群众自发的，我们也没有办法。一九七四年回到部队后仍任沈空副司令员，自己仍然勤勤恳恳地工作，努力尽职尽责，一直到一九八三年离休。
离休后，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写点回忆录和学术文章，为部队建设作点有益的事，有时也给学校作传统报告。总之在有生之年，发挥余热，为革命奋斗终生。（常仲连 一九八六年七月）
历任行政职务：（略）
历任党内职务：（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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