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极左思潮泛滥，我的爸爸也身受迫害，遭到了错误的批判。年仅57岁的他，过早地离开了为之战斗多年的大地，离开了为之奋斗了多年的工作岗位，离开了想他、恋他、爱他的妻子儿女。自爸爸去世后，妈妈就得了心脏病。虽然她嘴上不说，但我们能感觉出妈妈的精神压抑，再加上她刚调入天津市河西区妇联工作，面对新地方、新单位、新人员、新工作，困难和压力都很大。妈妈的身体就更不如以前了，冠心病很严重，每年都需要住院治疗。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进一步确立了我们党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做出了拨乱反正，平反“文化大革命”时期造成的冤假错案的决定。中央的这一决定使妈妈精神为之一振，再加上爸爸的老同事们都讲，爸爸的很多罪名是假的、是莫须有的，更坚定了妈妈彻底落实爸爸平反工作的决心，决不能让爸爸含冤九泉。
1980年，根据妈妈的意见，小燕姐奔赴河北省委所在地石家庄市，先后找到了爸爸的几个老同事，他们都非常热情，并给予了大力支持。在他们的帮助下，小燕姐把妈妈写的申诉书交给了河北省委的领导。在省委有关部门表示不好解决时，他们又鼓励小燕到北京找中央组织部。小燕带着叔叔们写的便条，立即乘火车赶往北京，把申诉书交给了中央组织部。在此后的一年内，妈妈收到了中央办公厅两封函件，询问爸爸的问题解决得如何。妈妈都回了信，对中央的过问表示真诚的谢意。
1982年，河北省委写出了对爸爸的平反意见，并征求了妈妈的意见。随后，爸爸的骨灰盒得以存放在天津北仓老干部公墓，享受省军级待遇。至此，爸爸的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妈妈的心灵得到了很大的安慰。
1983年，阜平县召开党史座谈会。因为爸爸是阜平县党组织创始人之一，所以妈妈作为遗属被邀请参加。5月24日，妈妈与时任天津市委副书记吴振的爱人李育兰、河西区委书记王守西和贾耀荣等人，一同踏上了回乡的路。会议26日开始，6月2日结束，共8天，与会者有百余人。这次会议对妈妈触动很大，通过大家的发言，妈妈对爸爸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
回忆爸爸战斗、工作的一生，妈妈产生了要给爸爸写回忆录的想法。想以此来纪念爸爸，更希望我们后代继承和发扬爸爸的光荣传统和作风。于是1984年2月，妈妈去了北京，拜会爸爸的老同事、老战友。在原新疆军区司令员肖全夫，听到了好多连妈妈都不知道的事情，更加深了我们对爸爸的认识。
原国家煤炭工业部部长贺炳章家和爱人马淑芬在北京热情地接待了妈妈，谈起往事，不禁热泪盈眶。他们非常支持妈妈的想法，提供了不少资料。在原国家教育部长臧伯平家，妈妈同样受到热情的接待，并得到了大力支持。接着妈妈又拜访了中国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植范。当年他曾任秦皇岛市市长，爸爸任市委书记，他们是一对非常熟悉的老搭挡。待妈妈向他述说了来意，他也非常支持，立即将过去的事叙说给妈妈听。以后，妈妈还去了程力群、刘平、朱向前、连庆甫、宋振宇等老同志家。这些老同志在北京住得很分散，有的离市区很远，再加上妈妈对道路不熟，常常走冤路，妈妈累得眼睛都充了血，但还是坚持走访。这些老同志对爸爸都充满了深厚的感情，答应了妈妈的要求，帮助为爸爸撰写回忆录。
经过几天的来回奔波，妈妈虽然身体明显见瘦，可精神特别好。后来，爸爸发展的党员之一，时任天津市委副书记、市人大主任的吴振，爸爸的老同事天津市一机局党委书记尹敢及爸爸的学生水电部西北设计院党委书记周一民，还有刘继亮、黄永琏等，也纷纷提供资料、撰写回忆录。妈妈将这些资料视为珍宝，一直好好地收藏着。
每当说起这些事，妈妈都充满了激情，还嘱咐在天津河西区政府办公室工作的小燕姐，一定要好好整理出爸爸的回忆录。2003年12月18日，就在妈妈病危时，还口口声声叫着我们子女的名字，是妈妈的心愿还未了啊。小燕姐轻轻地伏在妈妈的身边，代表孩子们向妈妈表决心，一定完成妈妈交给的任务，了却妈妈的心愿。
我们子女们退休后，妈妈的心愿一直萦绕在心头。根据妈妈珍藏的资料，经过白天黑夜地赶写，在2010年9月，我们完成了十多万字的回忆录《父母的足迹》。当我们把这本书捐赠给阜平、平山县和秦皇岛市的图书馆、档案馆、党史研究部门时，他们都称赞：你们做了一件有益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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