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五四运动那年出生在山东莱州湾的海边，是家中的老小。也是家中最有文化的人，读过私塾和国民小学，并成为村里小学的教师。我手上有着一张父亲那时候的照片，是父亲最早的照片，照片里的父亲，高高大大的，一副山东人的纯朴，年轻的面孔不失英俊，当然戴着一副眼镜，还有着教师的儒雅。
抗战爆发后的1938年，父亲参加了八路军，进入了山东抗大，一直转战在山东。1945年随吴克华的山东五师跨海进入东北，成为东北民主联军四纵十二师三十四团的一个营长。
父亲所在的部队是东野最有战斗力的一支劲旅，在林彪率主力败退北满后，父亲的部队留在了南满。在逆境中首歼有“千里驹”美名的国军第二十五师，电影《逆风千里》就反映的是这场战斗。
不过父亲的部队坚守南满也付出了重大代价，在挺进辽南牵制国军的行动中，全师三个团仅剩下父亲所在团还保存有基本建制外，三十五团被打散了，三十六团也遭受了较大损失。多亏驻守大连的苏军让部队进入了苏军的防区内，才避免被国军围歼的命运。在父亲所在师战友怀念师长江燮元（最后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的一本书对此事有记载。
此后父亲随部队在大连地区休养生息，征兵补兵。父亲曾经回忆说，那时部队驻在大连的石河驿，部队休整期间，团以上干部进大连休养，营以上干部也有机会到大连市内看看，当然都得穿便装。那时感觉大连真好，真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街里都有火车（实际上是有轨电车），海边有大轮船。
当国军无奈苏军保护调兵转进北满后，父亲的部队再次出击，不断骚扰国军后方。以后随着战局好转，父亲先后参加了攻打辽阳，鞍山等地。
父亲的唯一一次战伤，是在进入东北后的1946年在营口附近的田庄台战斗时，一颗炮弹在附近爆炸，弹片穿入了父亲的腹部，虽然经过抢救取出了大部分弹片，捡回了一条命，但仍然有一小块留在了腹部中，属于三等乙级残废。那时的父亲才27岁。
……
父亲所参加的最重要和最著名的战斗就是辽沈战役中的塔山阻击战，所在团被授予“塔山英雄团”的光荣称号。据父亲回忆，部队实际上是两进塔山的，那时候有些命令也是模糊的。当时父亲的部队秘密插到锦州和锦西之间，奉命侦察搜索前进，曾打下了有少量国军占领的塔山。因塔山本身只是一个小山头加小村庄，距离国军占据的锦西葫芦岛不足8公里，也许团师领导也没有看到塔山的重要性，也没有明确命令让部队驻留塔山，结果部队又离开了塔山村。当东野高层追究为什么打下塔山又不派兵驻守时，纵队派欧阳副政委来处理此事。在部队又再次秘密占领了塔山后，父亲最后成了替罪羊，被撤了营长职务，调到团司令部作战股工作了。这就是父亲所说的塔山是占领了两次的，并不是一开始就认识到其重要性而直接占领的。
在平津战役中，父亲所在部队提前秘密进关，打下了张家口，南口。北平和平解放后，在北平担任警卫任务。那张著名的照片“毛主席在西郊机场检阅部队”，父亲就在那支受检阅的部队之中。
最有戏剧性的就是父亲与二哥在北京的重逢。父亲当时在北平的牛街驻防，北京前门大栅栏属于父亲部队警卫的区域。一天中午父亲带着警卫员来到大栅栏，看见一个照相馆，想起二哥早年曾经到过东北学过照相，就进入照相馆。见有一个伙计在吃饭，就随口聊了起来，当伙计听说父亲是山东莱州人，就说我们这里掌柜姓刘，两口子也是山东人，现在回家吃饭了，过一会儿就回来。父亲心里十分激动，坐在照相馆等候。过了不到半个时辰，就见一个人从远处走来，那个伙计就说，那就是我们掌柜的，并大声招呼“掌柜的，有你同乡来看你了啊”。父亲一看，正是二哥，二哥也认出了是自己十五年没见面的兄弟，二人急忙走到一起，哽咽地紧紧握住了双手。当晚，哥俩一起喝了二斤白酒。
那年，父亲已经三十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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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四、五月间，父亲所在部队结束北平警卫任务，身为一二三师司令部作战科长的父亲开始南下（平津战役期间，父亲所在的东野四纵整编为第四十一军一二三师），先后进入河南、湖北、湖南，打的比较大的战役是林彪所指挥的衡宝战役和广西战役。父亲回忆说，衡宝战役他们四十一军没有打什么大仗，原来准备在衡阳宝鸡一线打大仗，消灭桂系国军，可是桂系白崇禧十分狡猾，预见到林彪的目的和企图是通过合围消灭他，因此，很快组织了全线撤退，退回到了广西老巢。父亲的感觉是，桂系国军的老兵枪打得很准，而且打仗不要命。
广西战役后，父亲所在部队留在广西，主要是剿匪和协助建立地方政权。
1950年，根据中越两党的秘密协议，父亲参加由韦国清、梅嘉生领导的中国军事顾问团，并于当年8月份秘密开赴越南，并参加组织越军的边界战役。父亲曾回忆说，当时中国顾问都是配备到低一级的越军部队中，身为团职干部父亲被下派到越军一主力营当顾问，该部队曾在中国整训过，其中重要的迫击炮手、重机枪手都是从中国部队抽调支援的。这段历史父亲和我讲的不多，可能和中国一直未正式公布秘密援越抗法一事有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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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父亲回国，来到沈阳市东大营的高级炮校，成为该校高级班的一名学员。父亲在沈阳高级炮校与同为高级炮校政治部文工团的母亲认识，并在1953年结婚，当时父亲已是34岁了，而母亲整整比父亲小10岁。据母亲回忆，那是高级炮校的高级班都是团职干部，岁数都比较大了，而且大多数人都是单身。当时炮校政治部经常为这些大龄单身干部介绍对象。文工团的女战士多为沈阳解放后（1948年9月解放）参加革命的沈阳市及附近的青年学生，多为知识女性。那些文化水平不高，长相平平，岁数偏大的高干学员并不为这些女文工团员所接受。当时有些情况，就象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所描写的那样。
1954年父亲从沈阳高级炮校毕业，因成绩优秀，被分配到南京军事学院炮兵系。听父亲说，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为充实炮兵系的教学力量（此前多为留任的原国军炮兵教员），把在沈阳高级炮校学习成绩优秀的学员全部调到南京，而学习成绩平平的学员，则返回原部队。对父亲来说，没有能如愿返回原部队，这是他一个终身遗憾啊。 ……
1954年父亲从沈阳高级炮校毕业后，分配到南京军事学院炮兵系任教员，当时称教员组为炮兵教授会，主要教授地面炮兵战术，学员多为陆军师级指挥员，当然还有一些战功卓著资格较老的军长司令员们。
这一年，已经从部队复员的母亲带着未满半岁的女儿来到了南京——昔日的国府所在地。
1955年父亲在首次授衔时被授予中校军衔，并获得中央军委颁发的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三级解放勋章，这一年又喜获贵子。
据父亲讲，那时候军队薪金比较高，11级干部薪金有二百七八十元，因此父母给二个孩子各找了一个保姆。当时南京的物价十分便宜，全家生活比较好。
再一个印象是南京军事学院的原国军教官的素质普遍较高，仪表形象也比较好，修养程度也高，其中好多人都有着留学德美英的经历。只是身为败军之将，在学院中都比较低调。
1957年，军委决定将南京军事学院炮兵系整体迁到河北省张家口市的宣化，成立炮兵学院，这样父亲就在8月份带着怀孕的母亲告别了南京，踏上北上的火车。
宣化是河北省北部张家口市的一个下辖区，距张家口市六十多里，处在著名的京张铁路线上。古称上谷郡，明代为宣府镇，清朝改为直隶省宣化府。解放后，曾属察哈尔省宣化市。
宣化炮院地理位置占据了宣化古城的三分之一面积，位于该城的西北部。首任院长是上将陈锡联，学院的主体是南京军事学院炮兵系，以及沈阳高级炮校支援的人员，后来又有来自许多其他炮校的干部来到宣化工作。父亲到了宣化炮院在训练部某教授会工作，以后又称某教研室。父亲逐步在工作中成为了领导，也晋升了军衔。
小时候在“文革”中曾经偷看过被封存起来的炮院主办的《炮学报》，那时处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指引下，在军队内以反“教条主义”（实际上是整肃原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的所谓全面照搬苏军教学训练和管理体制的作法）的影响下，炮院的教学也有许多政治运动的色彩，在本需要严格科学态度的时候，也有不少政治狂热和投机。
不过，违反客观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总是要受到惩罚的。1960年开始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我们先权且这样称呼，其实主要是人祸）给宣化炮院的工作和生活带了无穷的困难。
……
发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曾令经历过那个特殊年代的人们难以忘怀。那个时候尽管还对军队院校有特殊的保证，但生活水准却有着极大的降低。父亲虽然还能给家里按时带回薪水，但家里能够买到的东西越来越少，质量越来越低，生活也越来越紧张。
有一年过“八一”，父亲拿回一个鸡蛋，说是慰问解放军的。那时候鸡蛋是很难买到的，全家也好久没有吃鸡蛋和肉了，妈妈把这一个鸡蛋做成了鸡蛋汤，全家人包括当时住在家里的爷爷和奶奶，分享这好久没有喝到的鸡蛋汤。
我清楚的记得，那个时候烧煤球，但为了补贴家里，姐姐还领着我们到锅炉房去捡煤核，妈妈领着我们到西门外树林采蘑菇，到地里“溜”地瓜、元白菜根等。
最让爸爸伤心的是爷爷奶奶的事。爷爷奶奶是在六十年代初离开山东老家来到我们家，因为老家那边被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折腾得受不了了，生活十分困难。作为一个老农会的骨干和革命军人的亲属，在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却要继续生活在贫穷之中，令人无法理解啊。爷奶来到宣化后，父亲和母亲是想着法尽着孝心，让在旧社会吃过不少苦、现在还满身是病的老人能过上好一些的日子。老人家们能天天看着儿子一家的团圆生活，心里也十分高兴。
可是那个困难年代，还有不少丧失良心泯灭人性的言行，有些人曾提过意见，说是把家人接来养老，不参加家乡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对的，躲避出来不劳而获是可耻的。后来爷奶身体越来越不好了，不想客死他乡，也不想再连累儿子什么（父亲是家中最出息的一个孩子），就坚决提出返回老家，父亲苦劝不成，只好送老人回了老家，并给老人留好了钱和粮票。那个年代，有钱有粮票在农村又有多大的用啊，根本买不到足够的粮食啊（当时粮食是由国家统购统销的，不允许民间私自买卖粮食的），而且还是缺医少药的。结果是六一年下半年送回去的，二老在六二年上半年就先后告别了人世。家里的大伯来信说，二老实际上是饿死病死的。
因为工作忙，父亲并没有回去给二老送终，长大后的我曾经责备过父亲，说什么也要给二老送终，虽然你不是长子，但你是家里最有出息的孩子。父亲长叹后说，那时不是不想回去送终，但是那时的政治环境，回来后怎么和组织和同志们说啊，你能说是饿死的吗，你能说是无医无药病死的吗，如果说了，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和同志之间的批评斗争，还有什么好下场可言啊。
可见那个时代对人性的摧残，我始终认为父亲不回家给二老送终是不对的，但我也理解我的父亲。
……
“文革”是经历那个十年内乱的一代人永远的痛，是父亲心中永远的痛，也是我们全家的永远的痛。尽管当时有所谓这个派那个派，有此时得势或彼时得意的，但最终都是那个错误理论错误实践的最终受害者，无一人能逃脱得了。
记得“文革”前，父亲所在的宣化炮院就在那个错误理论和实践中参加了越来越多的政治运动。六四年，在全国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简称“社教”运动），父亲被派到宣化附近的庞家堡参加“四清”工作了。那是的“四清”是在农村进行清账、清仓、清财务、清工分。
尽管以前父亲也多次出差，比如有一次和苏联专家去青岛参观演习等，但是直接参与地方政治运动这还是第一次。以后曾经问过父亲下去参加“四清”的事，离休的父亲说过，其实查来清去都没有什么大事，无非是三年困难时期有多吃多占的事，饿得慌，哪有不想吃饱饭的人啊。
整理家庭照片时，曾看过那时的照片，不光是父亲瘦，全家都没有胖的。对于广大农村来说，那三年自然灾害，全国饿死多少人啊，有的书和资料中说是三千万以上。活下来的要不就是身体好的扛过来的，要不就是干部，能偷偷多吃点。记得父亲从庞家堡回来后，母亲赶快就烧水给父亲洗澡洗衣服，要不虱子就会传染全家了。我还记得那时洗澡时间是每周一次，由锅炉房烧水，热水供应到够级别的每一家，用于在家里洗澡，其他时间或其他人员就得到军人服务社的浴池洗澡了。
参加地方的“四清”，这是军队不断介入地方事务的开始，也是今后即将来临的十年动乱的序幕。
“文革”开始了，炮院的教学好象也早早停止了，“红宝书”开始在更多人的手中出现，毛主席像章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胸前，人们的言谈中越来越多地引用毛主席的话，那些话多是来自那本小红书中的。
一天，父亲告诉母亲，抽空把家里除毛主席的书之外的书籍全收拾好，交到政治部去。母亲说能不交吗，家里也没有那些“毒草”书啊。父亲说既然领导要求了，就交了吧。父亲上班后，母亲在家恋恋不舍地把书都装到纸箱子里，包括平时喜欢看的那些小说、名著、理论书等。好象是一个周日，我和哥哥抬着这箱子书到办公大楼，把书交了上去。
渐渐地，炮院“文革”之风越来越甚了，因为按照中央文革和军委文革的要求，除野战军进行正面教育外，军队院校是要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因此各部门之间，各部门之内的矛盾冲突也多了，许多人动辄把对领导的意见上升为路线矛盾，火药味更浓了。
“文革”对父亲的首当影响就是使父亲无法按照上级的命令去赴任。在“文革”前的1965年，上级已经征求并和父亲谈过话，准备调父亲去新成立的二炮昆明基地任职，听说可能是参谋长（副军职）。在取消军衔制之前，父亲已经是上校了，又是老十一级干部，有丰富的军事素养。当时二炮是刚刚新建的单位，急需干部，二炮司令向守志曾看中了父亲，并与炮兵商调父亲去二炮工作。“文革”开始后，父亲的正式调令到了炮司，但此时群众运动已经兴起，领导机关的权威已经受到极大的冲击，一些人包括父亲同单位的同志，认为父亲应该在炮院参加“文革”，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交待清楚才能上任去。十分可笑的是，堂堂一级领导机关竟然也同意这种荒唐的作法，结果父亲的调令一直压着未下达，最后竟不了了之了。父亲永远地失去了这次上调晋升的好机会。
此事过后许多年了，那些当时阻止父亲上任的同志又回到父亲身边一同工作，彼此之间又有说有笑了，但他们不知道，他们当时的所作所为对父亲造成的伤害永远地留下了深深的伤痕和历史的烙印。
……
“文革”狂飚愈演愈烈，很快那种以忠于毛泽东本人的运动，很快演化成以某些人划线站队的运动。在炮院，则演变成以炮兵吴司令员和炮兵陈政委为代表划线不同的阵营，形成了“保吴派”的“革联”，“保陈派”的“红大”，以及站在中间游移的“红兵”。
说到父亲在“文革”中的遭遇，不能不提提吴司令员。
吴司令员(1913-1987)，江西省弋阳县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山东军区第五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四十一军军长。解放后的“文革”前曾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
父亲在山东参加八路军后，就一直在吴的部队里，跟随他转战，从山东到东北到华北到中南，最后又在炮兵这个系统里同事，当然还是上下级关系，不过，毕竟一直是父亲的老首长啊，特别是吴的老部队四十一军留驻广东，在现在的炮兵系统里的老部下并不是很多，这个上下级关系自然也不一样，。
据父母说，以前在战争中曾经缴获过一把十分精美的德国造勃朗宁手枪，送给了吴司令员，“文革”前也有机会去京时到过吴司令员家里作客，送过宣化特产的葡萄，甚至“文革”初期，父亲还看望过曾受到冲击的吴司令员。
这种在过去战争年代及作战部队形成的关系，自然影响到父亲在“文革”中思想感情倾向和选择，尽管父亲也受到内部的斗争和冲击，但又不能当骑墙派，最后，父亲还是选择了“保吴派”的“革联”。
……
从道理上讲，宣化炮院的各派，无论支持谁反对谁保护谁批斗谁，都是按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作指导来参加“文革”的，因此，从历史发展讲，都是一种逆历史而动的错误思潮和行为。
到了1967年各派之间的斗争越来越激烈，从“文斗”到“武斗”，从炮院内到炮院外，从军队到地方，相互串联，相互打压。虽然一开始父亲对参加派别斗争并不太积极，但越来越激烈的政治环境让父亲纠缠在其中而无力摆脱。
在中央文革对炮兵的文化大革命正式表态后，吴司令员作为炮兵最大的“走资派”暗然倒台，而陈政委则成为炮兵正确路线的代表，尽管二人当年在东北解放战争中都是林彪的部下，吴是四纵司令员，陈是十一纵政委。
吴和陈不同的命运，决定了宣化炮院“文革”运动的走向和结局。所谓造反派的“红大”联合地方其他“文革”派别组织，合力围攻“革联”总部九号楼，长茅大刀林立，石头砖瓦横飞，最后烈火熊熊，浓烟滚滚，经过三天的围困和攻击，最后以大多数人员投降和少量人员潜逃而结束。“革联”成为“文革”的牺牲品，也成为政治运动的牺牲品，结束了短暂的政治生命，划上了政治生命的句号。
父亲在那座楼里坚持了三天，最后与少数人利用夜幕逃跑至北京，欲上告争取支持，结果，在残酷的政治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最终被押回宣化炮院。
直到现在，我一直认为父亲这一代人是真正的军人，可以在战场上流血牺牲打冲锋，可以直面鲜血和死亡。但军人的悲哀就是永远也搞不清政治是怎么一回事，而且一直不明政治斗争的真谛，那就是没有永远的忠诚，只有永远的阴谋。政治就是不断地利用各种政治力量，变换不同的政治手腕来达到利益集团的目的，有时会去毫不留情地去牺牲少数人甚至多数人的利益。
……
“文革”中“革联”的垮台和“红兵”的屈服，导致了宣化炮院文革进入一个以“红大”为主导的新阶段，那就是在所谓革命大联合的名义下，进入了“斗批改”和“清理阶级队伍”的年代，这也是宣化炮院“文革”最黑暗的一段。
上行下效，宣化炮院也形成了以张政委为首的革命造反派，和以高院长为代表的“走资派”“保皇派”。父亲和许多同志被以“走资派”、“当权派”、“黑干将”、“黑高参”、“坏分子”、“叛徒”等罪名遭受迫害，并在革命的名义下有的被批斗，有的遭殴打，有的被非法关押。
记得父亲是在一九六七年七、八月份被关押的，一直关了十七个月，期间工资也给停发了，银行存款也冻结了，只发少量生活费。
那时最怕开批斗大会，虽然不让我们去看，但遍及全院的广播大喇叭却把批斗大会现场情况直播到每个角落。每当开批斗大会时，母亲都不让我们出门。当大喇叭里传来那个女战士广播员声嘶力竭的尖叫着“把×××押上来！”“×××必须交待罪行”……时，全家人都很紧张，都能想象到父亲此时可能正在被施以“喷气式”进行批斗呢，感觉到十分恐怖和可怕。
曾在小学班级活动的路上看见过父亲等人被人押着去劳动，头发没有了，被剃成了秃头，身穿破旧的黄军装，已经没有了做领章帽徽，抗着铁锹。父亲看着我，微笑着，好象是告诉我不用担心他，他没事。最可恨的是我们班级里的一个女生看我呆在那里看着父亲，竟大声喊叫“×××的爸爸是走资派”，老师和同学也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气得我与她大吵起来，差点打起来。那时，我的眼泪禁不住涌出眼窝。
那时很是想父亲，就是想看到父亲，可是父亲被关押的地点还经常变换。我和哥哥经常骑着自行车在炮院的马路上转。有一次在办公大楼楼下意外地看见父亲站在大楼的顶上，向我们招手，我们流着热泪激动地拼命喊着爸爸，因为有人跟着旁边，父亲并没有和我们说话。一会就离开了。此后，我们再也没有在那里看见过父亲出现。
之所以说那段时间是炮院“文革”中最黑暗的时期，就是在以革命的名义下进行最违背人性的迫害。据我所知，同学的父亲张叔叔、王叔叔、小王叔叔、还有一个工人叔叔等不堪忍受肉体上的折磨和尊严上的污辱，而被迫害至死。
……
一九六八年的十一月的某天，早晨起来看见家里客厅地下扔了个旧军大衣，知道是父亲回来了，也不顾别的了，一下子冲进父母的屋，扑到仍在睡梦中的父亲怀里，父亲醒了，把我紧紧地抱着，用那尚未刮去的长胡子扎着我的脸……。
究竟是些什么罪名把父亲关押了七个多月，“文革”结束后在落实政策时退还给父亲的一些资料中，我看到了父亲当时写的检查交待材料，看到了不知何人拍的父亲在写交待材料时的照片。
父亲的所谓罪名主要有四点：
一是父亲参加革命的时间。父亲是1937年在老家秘密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抗日团体“青抗先”，这是参加革命的时间；1938年秋参加了八路军山东抗日队伍，这是参军时间，在以后的档案和材料中分别有记载。“文革”政治审查人员就抓住此事，说父亲谎报参加革命和军队的时间，欺骗组织。
二是父亲与吴司令员的关系。主要是指父亲与吴司令员不一般的关系，以及“文革”初去北京时曾到吴司令员家看望的事情。文革”政治审查人员称父亲是秘密到北京向吴司令员通风报信，是吴司令员安插在炮院的内线,是“保吴反陈”的。
三是参加炮院“文革”群众组织“革联”，支持保吴反陈。“文革”政治审查人员指责父亲站错了队，是“保皇派”“走资派”“黑高参”。而且在中央文革陈伯达对炮兵文革表态后，竟攻击陈伯达同志。
四是家庭历史问题。主要是指生长在东北的母亲家庭出身是地主，父亲的二哥在伪满州国时曾参加伪政府组织的日满亲善访日代表团（当时父亲的二哥是一个照相馆的员工）。文革”政治审查人员指其历史问题复杂。
父亲本人一直不愿意和我们讲关押期间事，只是在我多次询问下，流露了片许。那些曾是革命同志同事或战友的人，曾经动手打过父亲，罚站，罚做“喷气式”（可能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什么是“喷气式”，但是经历过“文革”年代的人都知道，那些施暴者更清楚，双臂向后上抬至不能再高的地步，弯腰低头至不能再低的地步），这其中既有对立派别群众组织的人员，也有所谓反戈一击的同事。当然不管哪个派别的人，都有许多善良的人用同志式的态度对待父亲，这一点让父亲很有感触。
由此我想到，在那个特殊年代，是一个人性扭曲的年代，也是一个是非颠倒的年代。这其中有革命的忠诚性，认为只要中央文革说的事，一定正确，是走资派一定是坏人，就是反对毛主席的，一定要坚决斗争，表现为一种政治上的愚忠。有政治的投机性，利用政治变换的机会，来改变自己原有的社会地位，不惜牺牲他人，尽管知道他人并不真是坏人，表现为政治上的见风使舵。有人本的缺陷性，对过去工作中生活中有意见、关系一般的同志，或者与自己有矛盾有过冲突的人，利用“文革”中的“四大”等机会，进行个人之间的报复，包括诬陷，肉体折磨，达到个人泄私愤的目的，表现为典型地人类丑陋一面。
……
一九六八年冬天，按当时报纸广播中的宣传，已是全国山河一片红，各省都相继成立了新的政权形式“革命委员会”。“文革”的后果之一，就是制造了大批的“走资派”“黑线人物”等被“文革”整肃的人和需要改造的人，而且当时全军炮兵院校都已经停办了，大量闲置的干部如何安排？结果，源于毛泽东1966年批复的林彪一份报告所引出来的“五七指示”的产物——“五七干校”就成了这些人唯一的发配去处。
一九六九年初，父亲及一大批来自全国各炮兵院校、研究所和其他单位的所谓犯过“错误”需要改造的人，被下放到位于河北蔚县的炮兵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这一年父亲已经50岁了，也是我明年将要达到的岁数。
炮兵五七干校地处河北与山西交界之处，小五台山南麓下的河北蔚县暖泉公社辛孟庄大队，其校址是原河北省蔚县劳改劳场，距县城二十余里。
父亲被分在八连（记忆可能有误），主要是种水稻，父亲这个班住在东场房，班里的同志大多数是十一级以上的高干，来自全国各地炮兵院校，可以说是一个高干班。在“文革”结束后，父亲这个班的同志大多数成为炮兵各主要院校或者单位的领导。
那时父亲等同事的改造生活轨迹十分单调，白天劳动，晚上以及平时天气不好时学习，内容一个是学“毛著”（毛主席著作），一个是不断地检讨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特别是“文革”中的“错误”。不过在讨论中有时也有事件发生，一位王叔叔曾经感叹地说过“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真是个浪费啊”，结果让干校当成“广大干部下放浪费论”而反复受到批斗,结果给发配到离校部很远的一个叫鬼磨房的地方独自做豆腐去了。
父亲在五七干校期间的一九六九年，我曾去过两次看望父亲，春天去的那次，早晚陪着父亲去放水，因为要经常晚上给稻田灌满水，白天放掉水，称之为“晒田”。白天有时和叔叔阿姨们一起插秧，在水田里拉上线，逐行逐排地插秧。晚上睡觉时就和父亲挤在一个被窝里，那个东场房有两个住人的房间，父亲的房间只有一个南炕，六七个叔叔们都挤在炕上睡觉。
陪父亲去过一次暖泉镇。暖泉镇是蔚县的一个古镇，地处壶流河畔，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有一个华严寺，有一个魁星楼，现在该镇已经被列为全国第二批历史文化名镇了。在镇里，父亲领着我吃了面条，白面馍，父亲还喝了点当地自酿的土白酒。
去回的路上，年已五旬的父亲说什么也不让我淌河水，而是背着我过壶流河，趴在父亲背上的感觉真好，至今都很难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