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秋，根据林彪的“一号命令”，全国进入战备状态，军委炮兵系统也随之行动起来。其中一项措施就是把一些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的干部家人迁到干校。我们家就享受了这样的“待遇”于11月3日举家仅带了二个皮箱，二个樟木箱，一个柳条箱，还有一起临时打成捆的包袱，搬到了蔚县的“五七干校”，那时规定不得带任何营具，我们家的全部家当才装了不到半个解放车。
干校给我家分配住在辛孟庄大队一个姓张农民家里，两间背阳的土房，加起来不到二十平方米，父母带着妹妹住在里屋，我和姐哥三人住在外屋，在外屋的小铁炉子，既要取暖，还要用于做饭，每屋一个木框加纸糊起来的窗户全部朝北，光线十分差。房子边上就是农村人用的露天旱厕，一个大坑，加两根木板，就是厕所了。
最让家人失望的是父亲工作的调整以及对家庭造成的影响。
“文革”中成立“革委会”后，许多地区的派性斗争并没有结束，许多工厂尤其是军工企业正常工作和生产仍然无法进行，面对中苏之间严峻的政治军事形势，军委陆续向许多军工企业派出了军宣队，实行“三支两军”中“军管”，以保证军工生产的正常进行。当时炮兵系统陆续向包头、西安、河南五三一等地派出“支左”干部。向包头派出干部主要到一机厂（生产坦克）和二机厂（生产高炮）进行“三支两军”。从“五七干校”陆续派出的干部和即将安排派出的干部的家庭，都不再搬迁到干校了，我的一些同学家庭就没有搬到干校。可是就在我们家搬到干校不到两个月，父亲被通知派往包头二机厂“支左”。父亲一走，我们全家就只能由妈妈带着在干校和农村生活了，而在农村的生活条件比宣化炮院可要差得许多，艰苦得许多。
出现了这种局面，我一直猜测是有些人在故意整父亲，先强迫你家搬到蔚县，然后再把父亲调到包头“支左”，让你家受这种地处农村两地分居之苦。因为从后来的结果看，间接着证明了这一点。1971年下半年，许多“支左”干部陆续结合到“支左”的工厂了，上级也安排了那些干部的家庭家庭搬到了包头，而在我们也希望离开农村搬到包头时，上面的人却告诉已经在包头“支左”一年半多的父亲，因为曾是“走资派”犯过错误，不适合结合到工厂继续“支左”，又把父亲从包头发配回蔚县，继续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后来我曾就我的想法询问父亲，父亲也认为确实是有人在背后整父亲，因为当时不参加结合继续支左的干部是极少数，回到蔚县五七干校的所谓“革联”的人中只有父亲一人，因为只有我家在蔚县，其他回来的干部家庭都不在五七干校。
人心之坏，居心叵测，有时真是防不胜防啊。
……
父亲去包头“支左”了，一去就是一年多没有回来过。思念之亲情，母亲带着我和妹妹于一九七一年夏天去包头看望父亲。坐干校运输的大卡车车厢上面，到下花园换乘火车，遥遥一千多公里，一天二夜才到达包头。
父亲是在包头二机厂的运输营“支左”，运输营就是该厂运输管理保障部门，那时都以军队编制来进行管理，主要工作就是确保该厂生产运输的正常运转。父亲的工作很忙，全厂的运输任务又很重，还要不时克服工厂派性带来的工人间和工作间的各种矛盾，作许多思想工作，经常是很晚才回来休息。虽然父亲还背着“犯过错误”的罪名，但可以看出，有一份革命工作可以去做，父亲还是很高兴和很敬业的。
在包头时印象最深的就是第一次乘坐火车头。父亲为我联系安排了去一百多公里的后山试验靶场看高炮试验。一大早我就在运输营火车班长带领下，登上了待发的火车头，火车拉了六个平板车和六门100毫米高射炮。一路上，在火车头上又是帮着挥锹添煤，又是拉着汽笛，观看着飞驰的火车头外面的景色。在后山靶场，看着高射炮按不同方向不同射角不同射速进行的试验，很是开心，真的很感谢父亲为我做的这次安排。这也许就是我这一生唯一一次的乘坐火车头了吧。
考虑到父亲的工作和影响，我和母亲在包头住了一个多月就返回了蔚县五七干校了。
……
正如前篇所说，父亲因为有着“犯过错误”的背景，所以没能在“三结合”时结合到该“支左”单位继续工作，而是在一九七一年秋天又被发配回了蔚县炮兵五七干校。父亲是少数被发配回来的干部，而且是唯一一个发配回五七干校的所谓保皇派“革联”干部。
不过，和以前不太一样的是，父亲从“支左”单位回来，在行政关系和组织关系上已经不属于五七干校的干部了，而归属宣化炮院解散后成立的留守处管理。不过留守处告诉父亲，你先不要回宣化了，先在蔚县五七干校待着，等通知让你回来时再回来。结果一个奇怪现象，是留守处管理的干部，却要和全家继续待在距宣化二百公里的五七干校，却与五七干校没有任何组织上的联系。
这一段时间是我们合家团圆的美好时光，自从“文革”以来，全家人还没有如此清静地生活在一起。我们家从农民家里搬进了干校校部宿舍居住，虽然还是两间房子，但条件要好一些了，起码是砖瓦房啊。母亲继续在干校食堂当炊事员，父亲也自己联系到干校的木工房干些活。
这期间爆发了著名的林彪“九一三事件”，政治环境相对宽松一些了。一九七二年初，父亲安排我和哥哥去北京见二伯父，还从北京给父亲带回来很久没有吃到的大海鲅鱼，父亲可是出生在山东大海边的人啊。
……
一九七二年二月，对我们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经过宣化炮院留守处的同意，我们家结束了两年多的下放生活，离开蔚县炮兵五七干校，重新回到了宣化炮院。
随后不长时间，经炮兵党委同意，父亲成为宣化炮院留守处领导班子中主要成员之一。第一件重大的事情，就是准备组织迎接安排安置蔚县炮兵五七干校的原宣化炮院干部返回宣化炮院。
林彪事件后，原炮兵陈政委因追随林彪集团受到影响，被组织审查，原志愿军政委王平成为炮兵新政委。在批判林彪集团的同时，部分纠正“文革”错误的工作也在有限度地进行着，其中把广大干部从炮兵五七干校撤回来，就是其中一项重要工作。父亲做为主要负责人之一，和其他同志一直在忙碌此事，期间还去了北京和蔚县数次，请示和协调各方面工作。
大概是一九七二年的六月份的一个下午吧，下放到蔚县炮兵五七干校的原宣化炮院数百名干部，全部撤回来了。炮院留守处在炮院大门口举行了欢迎仪式，大门口还悬挂了欢迎的横幅。只见原炮兵学院高院长（“文革”中作为炮院最大的所谓“走资派”被打倒，也被下放到五七干校）走在最前面，与前来欢迎的留守处主要领导们握手问候，大队人马跟在后面进入炮院大门。这是历史性的一幕，它深深留在每一个在场人员的心中，不管他曾经是那一派的，他对这件事是什么心态，历史总是要回归正义的。
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部分地有限度地纠正“文革”错误是一个大趋势，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由于在“文革”中立场观点不同，处境遭遇不同，对这项工作的态度自然各异，就连领导班子里的成员意见也不一样。一些同志对父亲等人的组织落实工作颇有意见，认为搞过头了，还有一些“文革”受益者更是称之为“还乡团回来了”。这一切都意味着今后的道路并不就是一帆风顺的，肯定是很困难的。
一九七三年在炮兵王政委主持下，对炮兵系统在“文革”中遭受迫害和蒙受不白之冤干部的审查平反工作全面展开了。其实这一次是在充分肯定“文革”理论和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文革”的错误，因此注定是一次不完全有保留的审查平反工作。
父亲作为炮院留守处领导班子主要成员，积极投入到这项工作之中，团结大多数同志，逐个人逐个人地进行重新调查审查，区分和落实具体事实，尽量作出符合实际的新结论，并向炮兵提出重新分配使用或者安置建议。
重新审查平反工作的阻力很大，困难重重，既有来自班子内部的不同意见，也有来自外部的包括上级炮兵机关的不同声音和压力，还有来自被审查人及亲属的不同要求。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你根本不能说“文革”是错误的，否则那就是要否定“文革”要翻案，是反对毛主席的弥天大罪，同时还要想法找出合适理由来修正过去“文革”给干部的错误结论，还干部一个清白。这真是在政治舞台上走钢丝，走平衡木。
那时父亲承受着巨大压力，特别是留守处一把手因病回北京长期休养后，巨大的压力让父亲吃不好睡不香，人都瘦了许多。我们家庭也不得安宁，一些人堵着家门找父亲，甚至破口大骂，放声大哭，或者就待在我们家里不走。
我很佩服我的父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半点退缩，不怕困难不怕得罪人，坚持团结大多数班子成员，一步一步地很好地完成了重新审查平反和落实政策的各项工作，使几百名干部因此摆脱了“文革”中加在他们身上的不实之辞和冤屈，获得了平反和落实政策，扔下了沉重的历史包袱，重新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这是父亲在“文革”中做得最有意义、最为重要和最得人心的工作，我为有这样的父亲而自豪和骄傲。
当然，现在重新审视，那时做出的审查新结论，仍然不同程度留着“文革”的“尾巴”，那是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不可逾越的障碍。这些“尾巴”在“文革”结束后的八十年代被彻底清除掉了。
……
当父亲等宣化炮院留守处的同志正在忙于“文革”蒙冤干部的重新审查和落实政策的后期工作时，一九七四年军委炮兵在原宣化炮院院址上重新组建了炮兵军政干校。自此，炮兵院校干部重新安排工作的进度明显加快。许多原宣化炮院及其他被解散的炮兵院校的干部，包括落实政策的干部，陆续调到军政干校以及南京、郑州等尚存的炮校工作，还有一些高级干部分别交流到各大军区炮兵机关或者野战军工作。
一九七五年春夏，当宣化炮院留守处重新审查和落实政策工作接近尾声时，父亲的工作分配也提到了日程上来了。
离开野战军已经二十多年的父亲，鉴于在炮兵院校工作多年的坎坷经历，以及负责留守处重新审查和落实政策工作的二年多的压力和磨难，萌生了离开军委炮兵系统重回野战军的想法。
在军委炮兵向父亲征求工作安排的意见时，父亲提出的重回野战军，首选广州军区，因为父亲的部队四十一军在广州，是林彪南下及抗美援朝之后留在广州地区的唯一的四野主力部队，父亲老部队的师长、团长等领导都在该军区任高职。次选济南军区，毕竟山东是父亲的老家，能重回故乡也是父亲很看中的，当年山东部队一部分跨海北上进入东北，一部分留在了山东，成为三野的主力，父亲也有一些老战友留在山东。
此时中国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新的微妙的变化，力主整顿的邓小平因为在“文革”问题上被毛泽东认为有翻案嫌疑而开始再度失势。在宣化炮院留守处的重新审查和落实政策工作上给予父亲大力支持的炮兵王政委也调离了炮兵，新换了一个政委。父亲在重新审查和落实政策上的大刀阔斧的工作，也确实得罪了许多仍在位的属“文革”受益者的权力之人。因此父亲的工作安排一拖再拖，记得那时父亲因无工作可做，无所事事，只能一天到晚和一些没有安排工作的老同志打打扑克来消磨时光。
九月份，终于等来了北京的声音，结果却大大出于父亲的预料。父亲既没有去成广州军区，也没能去成济南军区，给安排到最不需要外调干部的沈阳军区炮兵司令部，当时沈阳沈阳军区炮兵司令部从司令员政委到最后的副参谋长副主任等挂号的首长一共24个，人满为患了，结果还是把父亲给硬塞到了那里。
我不知道父亲在北京接受任命时是不是抗争了，也许父亲根本就无法抗争，军令如山倒，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父亲他的为人，他的忠诚，注定了他只能去服从，去执行。但是我能感到父亲心中的无限伤感、愤怒和无奈，我仿佛听到了在那阴暗角落里有人在窃窃得意，你不是要去广州和济南吗，我们就是不让你去，谁让你跟着炮兵原王政委那么紧啊，想翻“文革”的案，没门，就让你去那人最多的沈阳军区吧，嘿嘿！
……
一九七五年十月，根据军委的任命，已经五十六岁的父亲携全家来到了沈阳市皇姑区后塔湾的沈阳军区炮兵司令部赴任。父亲分工负责沈阳军区炮兵的直属部队，主要是三个反坦克炮兵团，二个靶场，一个教导大队等，同时还要负责当时正在进行的两个反坦克炮兵师精减整编的收尾工作。我因为在沈阳地区上山下乡当了知青，离开了父亲，回家机会又不多，与父亲接触相对就少了许多。
记得有一次回家，遇见父亲，父亲刚从兰州回来，把一个反坦克炮兵团移交给兰州军区。
还有一次回家，没见父亲在家，原来父亲到宣化炮兵军政干校参加一个战役培训班的学习。
一九七六年对于中国是一个重要转折点。一月、七月、九月，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七月发生唐山大地震，十月粉碎“四人帮”，中国政坛随之发生重大改变。父亲在那段时间很是忙碌，又要在司令部值班，又要下部队检查战备情况（毛泽东逝世期间一线作战部队进入了二级战备状态），不过父亲的情绪很好，显然脱离了炮兵院校那种令人不快的政治环境，使父亲更能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中。
这一年，父亲也做了一件对于我们一生十分重要的事，那就是年底，在全军“走后门”当兵的潮流中，没有坚持他的一贯体现的原则性，而且顺应潮流，把包括我在内的三个孩子都送到了部队去当兵了，当然不用父亲自己去亲自操办，沈炮军务处主动把首长家孩子当兵的事给承担了过去，具体办理好各种手续，并安排送到了部队。在这一点上，野战军要比炮兵院校方便许多，毕竟管部队，有权力啊。
……
一九七七年下半年，全军院校工作会议召开，军委炮兵系统决定恢复和成立一批院校，其中在沈阳组建第二炮兵学校，并有意让父亲重返军委炮兵系统来组建该校。已在沈阳军区工作二年多的父亲从心里不想再回去了，但经不住军委炮兵的领导多次做工作，包括已是炮兵副司令的高院长，最后只得服从，以沈阳军区炮兵和军委炮兵的双重身份开始了二炮校的筹建工作。
多亏了父亲这种双重身份，基础建设和人员调配工作都有条不紊地进行。在沈炮管干部的张副政委支持下，沈阳军区炮兵部队的许多有经验的军政干部先后来到了二炮校。当然对那些地处偏僻地方的野战部队的干部来说，能进入沈阳在二炮校稳定生活和工作，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我所在的部队就有多名干部先后找到我，希望我能帮助向父亲推荐他们。
还有许多原军委炮兵院校系统的干部也先后来到了二炮校，包括“文革”期间属于不同派别群众组织的干部，有些是同一群众组织的“战友”，有些是对立派别的干部，与父亲有着“文革”中留下的芥蒂和隔阂，有些甚至是当年揭发批斗父亲的干将。
父亲是一个正直的人，也是一个宽容和善良的人，体现了高风亮节的高尚品德。对曾经是“文革”中不同派别干部一视同仁对待，对来自不同系统的干部一视同仁对待，不搞小圈子，不搞“武大郎开店”，量才使用，量德重用，留下了良好的口碑。不过，我这在父亲还分工负责的沈炮作战部队里的儿子，却没有得到父亲的私毫眷顾，仍在部队继续当着大头兵，而我所在的团有三名干部调到了二炮校，可见父亲的原则性的坚定啊。
一九七八年秋，第一批学员正式入校开学了。
……
一九七九年沈阳二炮校工作已经走上了正轨，可以说父亲在筹建沈阳二炮校以及该校走上正轨的过程中，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也充分利用仍在沈阳军区炮兵兼职的有利条件，筹建的进展和成果都超出了上级原来的预计。父亲卓越的工作能力，使军委炮兵又在考虑已经脱离沈阳军区炮兵系统，重新回到军委炮兵系统的父亲的工作安排了。很快地在一九七九年，父亲离开其亲手组建的沈阳二炮校赴合肥炮兵技术学院任新职了，我们家又开始两地分居了。
已经提为排长的我曾经在一九八0年春天去合肥看望父亲，父亲当时主要负责行政和后勤工作，那里该学院正在紧张的筹建过程中，基建任务很重，部分学员队已经借用其他军队院校的教学楼已经开学了。父亲等学院领导都住在合肥市郊的大蜀山附近，生活条件一般。父亲还是安排人带我到合肥市内转转，包公祠，逍遥津什么的。一九八一年十月，我陪母亲到南京看父亲，当时父亲正在南京炮校开会，然后一起回到合肥。
由于那时我在东北部队工作，包括后来到宣化炮兵学院学习两年期间，我们家和母亲又在沈阳生活，父亲自己在合肥，因此那段时间与父亲接触很少。只知道父亲工作很忙，一年大概只有春节期间休假时才能见上一面。
邓小平关于军队年轻化的要求，代表着时代发展和军队建设的方向，在这种大趋势下，尽管有父亲可能去某炮兵院校任要职的传言，父亲还是在一九八二年离职成为合肥炮兵技术学院的顾问，一九八三年正式离休才回到沈阳。
对于父亲来说，有一个隐隐的心愿，参加革命四十余年，我军首次军衔制时父亲最高军衔是个上校。在传言我军将重新恢复军衔制时，父亲从内心想能成为一名将军，要知道，在一个职业军人的心中，将军的荣誉和地位是什么也取代不了的，那颗金星是无价的。但父亲年逾六十的岁数，军队年轻化的要求，以及父亲勤奋工作不善交际的禀性，使父亲与那颗金星无缘，永远失去了成为一名将军的机会。
一九八三年，正式离休后的父亲回到了沈阳，住进了沈阳二炮校大院里的总参炮兵干休所，开始了真正的离休生活。
父亲一生没有多少不良嗜好，不抽烟，喜欢喝点白酒，对扑克、麻将不太上瘾，喜好走路运动，这是他唯一的运动锻炼方式。离休后，喜欢在自己家的小院子里种地、养鸡和养花，每年夏天，家里的主要蔬菜都是自给自足，尤其是种菜不使用化肥和农药，那蔬菜才是真正的绿色食品。平时上班时间，愿意到干休所的活动室和老战友们一起打打扑克或者麻将，据说水平可是一般化。
我和妹妹在外地工作，只有逢年过节才回沈阳。只有姐姐哥哥在沈阳，节假日或星期日回到家中看望父母。
离休生活是平淡的，尤其是随着沈阳二炮校领导班子成员不断更新，校领导来家里看望建院元老的父亲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只有日益衰老的那些老战友还不时的串串门。
一九八九年春天，父亲不幸患脑血栓，由于抢救及时，恢复得挺好，没有留下明显的后遗症。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衰老，父亲越发想念老部队的老战友们，一起在广州军区的老战友多次来信盛邀请父亲过去看看，可是总参炮兵系统下面的干休所很少能获得南方的疗养证，父亲既着急又无奈。1993年我到北京学习的机会，正逢“二会”召开，军队政协代表都住在总政远望楼宾馆，通过战友的安排，我到该宾馆找到父亲在四十一军的老战友、原广州军区刘副司令，谈了父亲的近况，请求刘副司令帮助弄一个广州的疗养证。老战友办事就是痛快，很快，父亲就收到了疗养证，是年九月，父亲和母亲成行去了广州，然后又到了南京、武汉、合肥、北京、宣化等地，看望了众多的老战友，了却了父亲心中长久的心愿。
父亲在沈阳离休生活中，一九八八年获得中央军委为抗战入伍老同志颂发的功勋荣誉证书和勋章，以及一九九四年宣化炮兵学院的前身延安炮校五十周年的纪念奖章，这是父亲所获得的最后的荣誉。
一九九五年，父母亲转到了大连的辽宁省军区第七干休所，我和妹妹与父母亲终于生活在一座城市了。
……
大连是一个美丽的海滨城市，父亲在这所城市的生活也是很暇意的，在家人的陪伴下，到中山公园观花，到滨海路观大海，到付家庄公园漫步，到旅顺看历史遗址。
随着岁月的延续，父亲年龄越来越老，又有脑月栓的病灶，渐渐地身体虚弱下来了，走路有些困难了，思维也慢慢迟钝了，老年症状也越越明显了，二00一年父亲因脑血栓的再次发作，住进了驻军二一0医院，并再也没有离开这所医院。
二00三年秋天，父亲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医院多次亮出了病危的信号。我们把父亲病危的消息悄悄地告诉了一些亲属。消息传到北京，虽然北京的亲属并没有把父亲病危的情况明确告诉他的二哥，但二哥仿佛与这位军人弟弟有一种先天的血缘感应，不顾近九十的高龄，固执地要来大连看他这位弟弟，好象冥冥上天的神灵在提醒，这是最后一次的生离死别了。
老哥俩在大连的医院见面了，老泪纵横让哥俩有生离死别的悲伤，父亲已经说不出什么话了，用越来越无神的眼睛看着他的亲二哥，费力地点点头，用这种默默无声的形式向二哥告别。
父亲的二哥离开大连后的第九天，公元二00三年十一月九日，我的父亲闭上了他那慈祥的双眼，永远地告别了顽强生活了八十四年的人生。
……
二00三年十一月十三日上午七时三十分，父亲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大连市殡仪馆隆重举行，亲属、各界代表及生前友好近200人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
父亲一身戎装静卧在花丛中，身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两年多的病魔折磨并没有使父亲脸部变形或丑陋，在红领章和红帽徽映衬下是那样的红润、那样的安祥、那样的从容、那样的栩栩如生，仿佛并没有离开我们，而是象往日睡着了一样。
沈阳军区司令部、中共辽宁省军区委员会、沈阳炮兵学院、合肥炮兵学院、辽宁省军区大连老干部工作办公室、总参兵种部沈阳干休所、辽宁省军区大连第七干休所等父亲生前工作和生活过的单位送了花园，辽宁省军区、沈阳炮兵学院、辽宁省军区大连老干部工作办公室、总参兵种部沈阳干休所、辽宁省军区大连第七干休所的领导和部分老同志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我先后工作过的军队和地方工作单位也送了花圈，许多朋友、战友和同事也来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
在悲壮的哀乐声中，亲属和参加遗体告别的全体人员向爸爸三鞠躬，然后排成长队缓步瞻仰爸爸的遗容，并向悲痛的母亲和亲属们握手致哀。在长长的哀悼队伍中、在不同装束的人群中、在不同年龄的人们中，我看到了人们对革命老前辈的尊重，看到了父亲伟大人格的影响力。我也看到了许多朋友熟悉的面孔，我从心里感谢他们能来参加父亲的遗体告别仪式，这无疑是对我及家人受伤的心灵是一个最好的安慰。
父亲去世时，当地媒体《大连晚报》发了讣告，十二月五日，沈阳军区《前进报》刊发了父亲逝世的消息。
父亲的墓地选在大连龙王塘玉皇顶公墓，墓地座北朝南，背靠苍松翠柏的青山，面向蔚蓝的渤海海峡，面向着大海对面的山东莱州老家。五十八年前的一九四五年，父亲告别故乡跨海北上进军东北，五十八年后，父亲静卧在大海彼岸遥望着故乡，愿上帝保佑亲爱的父亲魂归故里！
父亲节马上就要到了，我的《父亲生日怀念父亲》一文也终于完成了，这就是我在父亲节上献给亲爱的父亲最好的礼物。
愿天下父亲健在的儿女们，好好孝顺自己的父亲，有父亲在是多么幸福的啊。
愿天下父亲已经离去的儿女们，好好缅怀自己的父亲吧，因为父亲永远是你的肩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