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战争时间的延长，我参战部队云集在朝鲜狭长战区，加上敌机占有制空权，战争越来越残酷，志愿军的后勤补给困难更加突出。
前线急缺弹药和粮食，而后方物质堆积如山，什么都有，就是运输线卡脖子，物质运不上去，运输线成了攻势的焦点。鸭绿江以北至前川的铁路不断遭敌轰炸，运来物质的车皮只能停在隧道里，北去的运送伤员的车皮出不去，南下的运送弹药、物质的车皮上不来，在隧道里顶了牛，可志愿军汽车太少又运不走，结果前线的部队每天只吃一顿煮苞米或是稀粥，有的部队连续几天饿肚子。
为了支援前线，运输车队大白天也必须前进，这时敌机的轰炸也最疯狂，运输车队损失非常惨重，一辆车被炸坏了，就把它推到路边，其他的车辆，只要不被炸坏，就一个劲的往前开。父亲除安排运输线的警戒任务外，还经常到各营检查运输线的畅通情况，团部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马匹，那时路况是非常糟糕的，骑马都比汽车跑的快，汽车根本跑不快。在各营期间，父亲还多次遭到敌机轰炸，但都未伤父亲一根毫毛。有一次，父亲在途中正好遇到敌机轰炸，十几匹马与敌机赛跑和兜圈子，由于马的奔跑线路是曲线，灵活多变，敌机的扫射和轰炸总是不能打到这只小队伍，后来父亲他们跑到树林里，敌机失去了目标，才飞走。
晚上的情况要好一些，而且司机们也总结了很多对付敌机空袭的经验。在前进途中，听到警卫团防空哨的枪声一响，汽车马上停车并关闭车灯，听准了敌机由远而近到了头顶，汽车又打开大灯猛跑一气，直到又听到防空哨的枪声，马上停车并关闭车灯，听准了敌机的动静，汽车又打开大灯猛跑，这样跑跑停停，冲的越猛，通过的越快，危险也就越小。遇到敌机打照明弹的时候，司机就借着照明弹的亮光猛冲，要尽快地通过照明弹的照射区，这样也就安全多了。司机们说，这也是防空哨组织的好。
暴雨给运输队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但凡事有利有弊，由于暴雨，使敌机飞行受阻，部队可以不担心敌人空袭，风雨肆虐的道路上，夜行的汽车，火炮牵引车都打开大灯，坑坑洼洼的公里上，蜿蜒行进的各种车辆在雨中闪烁的车灯，好象一条蠕动的巨龙。
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于5月16日开始，但终因我军连续激战数日，部队疲劳，且伤亡很大，再加上后勤补给极为困难，5月21日，彭德怀下令部队停止进攻，命令个部队抽出部分兵力阻敌，掩护各兵团主力后撤休整。
然而，巨大的阴影已经降临，敌在我主力尚未转移之际，集中四个军十三个师的兵力，向我大规模猛烈反攻，敌人利用我军行动缓慢、补给困难的弱点，以摩托化步兵、炮兵、坦克组织机械化“特谴队”，在航空兵和远程炮火的支援下，沿公路向我纵深猛插，割断我军各部联系，主力则从正面进攻，使我大兵团后撤十分困难。我志愿军 60 军 180 师被困敌后，被敌打散，全军覆没。我九兵团 12 军因纵深穿插过远，已近三七线，31 师、34 师被隔断在洪扬公路以东，切断了北归的道路，31 师因果断机智而脱险，34 师、35师经万般艰难，损失惨重才回撤。
我 63 军在减员三分之一的情况下，奉命在在涟川、铁原之间，东起古南山、西起临津江畔，在纵深 20 公里、正面 25 公里的地域组织防御，阻敌前进。42军在铁原以南构筑工事，阻击敌人。铁原阻击战在付出巨大的牺牲后，迟滞了敌人的进攻，保证了我东线主力部队的后撤布防，至6月10日终于将敌阻于波山、高浪铺里、三串里、铁原、金化、扬口一线，使战线趋于稳定。第五次战役遂告结束。
五次战役期间，由于我军的空中力量不够，没有制空权，敌机也专捡没有高射炮的地段轰炸运输车队，几百辆汽车在大白天，简直成了敌机的活靶子，马路边到处都是被炸坏的汽车，真正能把物质送到前线的，恐怕也只有 30 % 左右。而志愿军后勤部共损失汽车 3400 多辆，为了解决运输力量的不足，还给每个团还补发了推拉人力车 50 辆，大车 10 辆，总数达 7000 多辆人力车和近 2000 辆大车，有力地支援了五次战役。彭总对此评价很高：前线的胜利，有后勤百分之五十一的功劳，我们的战士太可爱了，有饭吃，有弹药，就打胜仗，东西上不去，就犯罪。我们就是要建成一条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
志愿军的军纪和作风是非常好的，有一次，母亲骑马到分部去送文件，不小心将手表丢失了，当时也不知道丢在什么地方，回来后，认为到分部的人那么多，肯定是找不回来了。几个月后，在后勤部简报上看到一则寻物启事，谁丢了手表可到分部认领，惊喜万分。后来在分部去认领，确实是母亲丢失的手表。因当时手表是非常珍贵的，能失而复得，那能不高兴呢。
五次战役后，即1951年7月，朝鲜结束了大的运动战，而代之的是边打边谈，谈谈打打的僵持局面，一直持续了二年之久，战线基本上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其间经历了大大小小无数次防御和反击作战，包括最著名的上甘岭防御战和 1953年夏季的金城反击战。至1953年7月27日，敌我双方终于达成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署了停战协议。
警卫2团在三年抗美援朝期间，共伤亡 200 余人，近全团总兵力的10% 。
1953年10月，此时已无战事，志愿军大部分部队陆续回国，上级计划留一个警卫团继续担任交通线的警卫任务，让警卫1团回国转业，但警卫1团不愿回国，所以警卫2团回国。回国前，由朝鲜副首相授于三级勋章。
1954年4月，警卫2团返回祖国。回国后,警卫2团全团转业到地质部,改编为勘探独立团,仍为部队编制，全团近4000人，父亲任党委书记、副团长。此时独立团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地质勘探的业务知识和技能。经过半年的学习，独立团的干部、战士被分配到地质部各单位。
勘探独立团编制取消后，父亲原计划被分配到北京石景山医院，该医院实际上是肺病疗养院，主要安排部队干部转业时因身体原因需要治疗和疗养的，父亲和母亲考虑到我刚出生才一个多月，怕受传染，没有同意。所以又被分配到华东地质局（南京），到华东地质局后，分配到326地质队任队长，这时距1956年春节只要几天了。
到地质部门工作的几十年里，父亲先后担任华东地质局326队队长、华东地质局安庆地质分局副局长、安徽地质局325队队长、合肥探矿机械厂革命委员会主任、安徽地质局物探队队长、顾问等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此时任325队队长），父亲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到迫害。
1981年父亲离休，享受副厅级待遇（行政13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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