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爹1922年5月12出生在山东德州的穷乡下，很小的时候他就成为济南一韩姓铁路工人的养子。爷爷（我爹的养父）是济南火车站的列检员，这工作明显比李玉和（《红灯记》）的（51号扳道夫）有技术含量。
爷爷在北大槐树的一个巷子里租了个院子。我爹说；那巷子里所有的房子都是一程姓人家的，所以大家称此巷为程家巷。爷爷颇有经济头脑，将院子里空余的房子转租出去，做了二房东。以房养房，不亦乐乎。
一个来自天津陈唐庄（哪吒闹海之处）的张姓买卖人成为房客，他家有个小姑娘。
二房东与房客两家处得好，好到决定结为儿女亲家。于是，还是学龄前儿童的一对小男女结下娃娃亲。他俩就是我爹我娘。从那时起，直到2009年10月我爹猝然长逝，我爹娘的婚姻长达八十余年。
1928年，日寇在济南制造了5.3惨案，残杀北伐军和老百姓六千多人。蒋总司令“心字头上一把刀”——忍了，让部队绕过济南前进。济南民众大失所望。
就在这一年，我爹上小学了。爷爷是铁路工人，子女可以免费上铁路子弟小学——扶轮小学（全称是津浦铁路济南扶轮学校）。我娘是铁路职工子弟的家属，所以同年也免费上学了。
直到他们八十多岁时，我爹还会跟我娘说：“你是扶轮一小，我是二小。”我娘答非所问：“我们一小比你们二小好。”然后两人相视而笑。
我开始不懂他们为何不同校？后来明白；山东是孔孟之乡，“男女七岁不同席”。
我爹说，上学途中要路过鬼子军营，可以看到全副武装的鬼子们趾高气扬地操练巡逻。还能路遇小鬼崽子们神气活现的去上鬼子学校，这些崽子天寒地冻时依然短袖短裤，相当耐寒。
程姓大房东有个侄子，程之平（曾任新中国驻马耳他大使）在北平上清华大学，放寒暑假就回济南，与我爹做了朋友。程之平1936年入党，长期从事地下工作，解放后作外交工作。1977年我到北京出差，曾去报子胡同的程宅“打秋风”。
我爹还有个朋友叫靳怀刚（曾任上海市环卫局长），他爹靳云鹗曾经是吴佩孚的副总司令，当过河南省长。他伯父更声名显赫，是曾经数任北洋政府总理的靳云鹏。至于他们是怎么认识的？我是“知之乎？不知也。”似乎他俩是“八竿子可以打着”的亲戚。
1934年我父母小学毕业了，我爹又上了半年初中。不知是交不起学费，还是爷爷认为；与其花钱读书，不如打工挣钱。1935年我爹到兖州当了铁路工人。看来，国营企业“内部招工”至少八十年前就有。
我爹在兖州机务段的工种是桥梁油漆工，这大概不如李玉和的工作有技术含量。兖州机务段的一把手（据说头衔叫工程师）发现；这13岁的学徒工居然有半年初中文化，字也写的不错。就把他留在“账房”（办公室）里帮“师爷” （行政人员）抄抄写写，因此他一天也没去桥梁刷油漆。看来，“以工代干”也是早已有之。
学徒工第一年月薪是大洋六元（1935年以后是法币），我爹开销如下，两元租两间房；两元买一袋加拿大面粉给房东太太以入伙吃饭；两元零花及储蓄。可见抗战前法币还是满值钱的。一年多后，我爹用八块大洋买了辆二手自行车，他说是英国三枪牌，骑行在兖州基本上帅呆。根据靳怀刚的回忆，他家1931年给他买了辆法国金狮自行车，花费100大洋（银元）。后来他又骑摩托车。
1937年抗战爆发后，我爹在泰安找到“民先”，孟英（曾任驻蒙古大使）介绍他去延安。他走前把自行车托付给房东太太，想抗战胜利后再骑。我爹说：他走后不久，靳怀刚到兖州找他，未果，但借走此车。靳怀刚说他们从邹县出发去延安时有三辆自行车，我猜有一辆就是那二手三枪自行车。
1990年前后，靳怀刚夫妇来我家做客时，我想问那自行车的下落，老爷子不允许。根据靳怀刚的回忆录，他们三人两辆自行车到徐州，然后坐运难民的货车到郑州。估计自行车丢弃在徐州了。
我爹路过山西临汾时，组织安排他到民族革命大学学习工作，在此秘密入党。后来，他西渡黄河去延安，成为抗大四期学员。靳怀刚也是这期的。
1938年8月延安赴山东干部大队出发，队长胡奇才（55年中将），副队长靳怀刚，队员主要是抗大四期生。我爹是这160多人中的一个。张经武，黎玉，江华等首长和他们一起赴鲁。
干部大队走到西安后乘火车到渑池。马匹不能随车，需人骑行去。大队里许多同志（包括有些老红军）还不曾坐过火车，我爹是铁路工人，不稀罕火车，主动报名骑马。不料这骑马并非看起来那么快活，策马扬鞭不到一天，屁股就磨烂了。没办法，龇牙咧嘴坚持骑走了600多里。
这一路艰难危险，走了三多月，1938年11月底到了岸堤（在临沂之沂南）。
我爹被派到鲁中老二团当指导员。连长原是国军，部队被鬼子打散后参加了八路。有一个排长叫李玉田，此人离休前是南京铁路分局的人武部长。他在我家说过，抗战前他曾经在如今是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的国民政府站过岗，看来那时他不是国军就是警察。不知道他是怎么回到山东，加入八路军的。
那时的团队由几位身经百战的老红军带领，政治处主任就是在泰安介绍他去延安的孟英。一些前国军官兵是军事骨干，我爹他们是政治骨干。战士们基本上来自农村，大都是文盲。他们就这样对阵武器精良，训练有素的日军以及大股的汉奸部队。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不久，我爹升教导员，有马骑。来山东时骑马磨破屁股值了，而且不用现学骑马。很快，抗战进入艰难时期，部队缩编，他又成了指导员。我问：“那指导员又如何？”答：“政治战士。”
当形势好转，部队发展时，他又是教导员了，老二团三营教导员。他说，一营长曾经是武中奇。刘振华(88年上将）是二营教导员（根据刘的回忆录）。
从1938年底到1940年12月，两年里战事频繁。我爹负伤三次（每次负伤不止一处），贯通伤有二、三处。最危险一处在头上，“幸亏是三八枪”他说的轻松，我们则“幸甚至哉，歌以咏志。”否则，“没有你哪有我”。
1940年底的磨石峪战斗中，作为教导员，他率领部队阻击日寇。这一仗里，鬼子用上了飞机大炮。他右腿重伤；弹片削去大半个脚后跟。上级授予他战斗模范称号。
从此后他用上了拐棍，直到十多年后经过南京军区总医院的妙手回春。
他在山东纵队野战医院养伤期间，被任命为此院政委。从1940年底到1943年末，日军对鲁中地区进行了多次“大扫荡”，环境极其残酷，斗争非常激烈。
在一次鬼子扫荡时，我爹带警卫员和马夫隐蔽在山洞里。鬼子清剿不退，他们断粮数天。马夫请求下山搞粮食。我爹同意后，马夫携两个手榴弹出洞。马夫临走前，我爹交代：“日落时你若还没回来，我们就转移了。”
实际上，他们很快就转移到另一山洞，在那可以看到原先的山洞。马夫没回来，一直等到第二天晚上，我爹和警卫员转移了。以后再也没找到这马夫。他是牺牲了还是被俘了？或者跑了？不知道。但马夫一定没有叛变。
另一次，鬼子怀疑洞里有人，但不敢进洞搜查，于是往里面放毒。不料毒气向洞外冒，鬼子无可奈何地走了。
王凤麟副团长负伤后上了马鞍山（在淄河上游），叫我爹也去，他没去。后来数千鬼子汉奸围攻此山，我方伤员和干部家属共31人坚守两天，除四人跳崖侥幸得生，一人叛变后仍被杀，其他人皆战死或跳崖牺牲。
我爹是和王副团长一起从延安来到鲁中的，我爹任三营教导员初，王凤麟是三营长。他对王副团长那支带瞄准镜的狙击步枪印象非常深刻。王凤麟原是东北抗联的连长，去过苏联，精通爆破。他到鲁中后就组织部队开展爆破运动，鬼子汉奸再也不能在炮楼里有恃无恐了。
根据解放军第88医院的“纪念文集”记载，韩钢从1940年底到1946年6月是这医院的政委。实际上我爹在此期间到地方工作近两年。1944年他重回医院当政委。
1944年，我娘由天津到济南，然后来到沂蒙山里的野战医院。至于怎么通过敌占区，路上有无危险？我们很好奇。我娘说，路上有交通站，有时也有部队护送。看来，1944年鲁中的抗日形势已经一片大好。
刘奇阿姨（张鹏展的夫人）说：“你妈妈到医院时，大家都来看大城市来的的摩登女。”杨映雪的夫人也说过诸如此类的话。但我娘却说她们“乱说”。
我父母结婚那天是1944年的重阳节。
我娘当了司药。她说自己学过英文，所以做司药没有问题。但她念英文字母时确有天津济南腔。我觉得；三十年代的“济南扶轮一小”好生了得。
我妈说；在沂蒙山里最不习惯的是上茅房，每次都要房东家的姑娘或媳妇陪着；因为所谓茅房就是猪圈，你刚开始拉，猪就要来吃，她们负责撵开它们。
1946年11月我大哥出生。此时国军重点进攻山东，我娘抱着我哥随部队转移。风餐露宿，我哥和其他孩子们生了病，高烧不退。医院的朝鲜医生（加入我军的前日军军医）建议打盘尼西林（青霉素），申明道：“此药一打，非活即死。”（那时不知道要做皮试）我娘心一横，给我哥打了。果然灵丹妙药，病好了。其他打针的孩子也有因为过敏而死的。不过，自我记事以来，我哥就一直青霉素过敏。看来，确实“生死皆是命”啊！
大概在1947年，我爹到华东军区后勤运输部工作，对于腿重伤走路不便的人，运输部确实是个好地方。
后来，他们进了青州，驻地在基督教堂。1976年我曾经到青州城一游，见过此教堂。
大军渡江后，他们住过丹阳，常州，然后进了大上海。1951年我出生在五角场的长海医院。因此，阿拉上海宁（人）。我妈妈是坐自行车后座去医院的，路上跌了一跤。我出生时脐带绕脖子三圈，不哭不闹，惨遭毒打后大哭大闹。所以，从小到大我娘经常说我“记吃不记打”。
1953年，我爹任华东军区“高干理论训练班”主任。我家搬到南京，好像就住在玄武门对面的中央路之西侧。我爹上过半年初中，似乎总被领导当作“知识分子”。
1956年10月，他被任命为南京军区后勤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是曹思明。1958年张鹏展调来当主任，张主任与我爹同是抗大四期，一起从延安到山东。那时，我们住华侨路26号大院。院子里；张鹏展主任耳聋（炮弹震的），韩钢副主任腿瘸，万恩莆（老红军）副主任独眼，干部部副部长杨映雪也是瘸腿。都是战争留下的伤残。
1964年11月他被任命为后勤政治部主任。
1966年文革初期，他被任命为文革工作大队副政委，到中央文化部。大队政委是曾如清，副大队长是王展。原南京军区政委萧望东是文化部代部长。不久后，因为“工作组”是执行“刘邓路线”，他们灰头土脸地回来了。
然后他在南京军区的“促生产小组”当副组长，组长是钱钧副司令。
1968年他受到聂荣臻元帅召见，与国防科委十院副院长刘德海（55年少将）一起组建十四院。很快，造反派说他是聂荣臻“多中心论”的忠实干将。被反复内查外调，没找出大问题。1969年被任命为十四院副政委。
1975年他回南京军区，成为江苏省军区副政委。
1977年他奉命组建解放军南京政治学校，大概因为他读过半年初中，四个月抗大，当过三年班主任（高干理训班）。
1978年他被任命为此学校副政委。直至1983年离休。
2004年重阳节前，我们庆祝了他们结婚六十年——钻石婚，一对老八路的钻石婚。
2009年10月8日晚上，我爹从南京军区总医院打电话回家，说明天向医生要求出院。但他9号凌晨突然永远离开我们。医生说是心源性猝死。护士说去世时间是在5—6点之间。
我娘不能接受，从此基本卧床不起。19个月后她也离我们而去。临终前几天，她从昏睡里被我们唤醒总是面带笑容。她似乎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医生呼唤：“老太太”时，妈妈答道：“老太太要死了。”
2011年5月12日凌晨，妈妈走了，甜甜地微笑着走了。ICU的医生说在5点多钟，这时间是爸爸去世的时间。这天正是爸爸的生日。我们说；妈妈去给爸爸过九十大寿了。就如同她1944年从天津到沂蒙山里和爸爸结婚一样。充满喜悦和期盼，还有点羞涩。
我想起了那句歌词：“有你的地方就是天堂。”
对妈妈而言，爸爸所在的地方就是她的天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