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2日，我东北人民解放军连续作战52天，结束了辽沈战役，解放了东北全境，此时的东北人民解放军已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为了把傅作义集团抑留于平津地区就地歼灭，11月18日18时，中央军委紧急电令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望你们立即令纵队以一二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21日或22日全军或至少8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并争取中央军不战投降。”
接电令后，第四野战军立即做出反应。一个完整严密的、数十万人马多路梯次入关的命令有条不紊地传达到各纵队。各纵队克服困难，不怕疲劳，不怕减员，不怕受冻受饥，以迅速的奔袭行动，大胆插入北平、天津、塘沽、唐山地区。在华北野战军配合下，提前24小时完成了中央军委合围平津的部署，将傅作义集团60万军队紧紧包围起来。
为了防止京津敌人从海陆溃逃，中央军委命令：“先打塘沽，后取天津，而且要快。”四野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火速部署第七（44军）、第二（39军）、第九（46军）纵队共10个师兵力夺取塘沽、大沽、封锁出海口。
1948年12月8日，晋冀热辽独立七师完成怀来土木扭击战后，于12月13日，由怀来县附近的黑龙庙出发，沿北平南经石景山、丰台，一路急行军，穿越了约500里的战线至天津北归建九纵（46军），此时，独立七师改称159师，所属19团改称475团、20团改称476团、21团改称477团。归建后，159师则马不停蹄地从天津之北面、经西面抵达南面小站。1949年1月9日，159师奉命进入战斗位置，476团归136师指挥，担任天津西南之阻击任务；475、477两团在葛沽、新城一带展开与138师攻击大沽。父亲时任159师475团2营营长。
塘沽，距天津约45公里，是华北地区的重要港口，也是平津国民党军队出海的唯一通道。为了确保塘沽、天津，傅作义将两地划为一个守备区——津塘守备，由国民党第十七兵团司令侯镜如任司令，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任副司令。侯镜如根据塘沽的特殊地形，在塘沽、大沽之间的纵深地区屯兵5万,将自己的司令部设在“重庆号”巡洋舰上，由国民党第一舰队十多艘舰船，组成庞大的海上集群协同防守，攻即可增强机动火力，退则能提供必要的掩护和运输。
塘沽地形开阔，海之纵横，盐田冬不结冰无法徒涉，兵力很难展开，且无险可守。七纵（44军）进行试探性攻击伤亡很大。20师攻击海滩车站歼敌700人，自己伤亡600人。七纵（44军）一部配合二纵（39军）攻击塘沽西北的新河镇，歼敌140人，自己伤亡400人。二纵（39军）、九纵（46军）趁海水退潮构筑工事，潮水一来，前功尽弃。各纵队对大沽守敌的攻击，遇敌人密集火力的封锁，又遭海上敌舰炮火拦阻轰击，部队在没有任何工事屏障的情况下，伤亡惨重，多次突击均未果。在此情景下，四野参谋长刘亚楼经亲自勘察地形，了解情况后，发现塘沽周围不适于构筑工事和展开兵力，且平津守敌又企图顽抗。于是，四野即向中央军委提出建议。中央军委根据四野的汇报改变了原作战计划，决定首先攻取天津。因此，159师475、477两团的战斗任务即为牵制与扭住大沽之敌。
1月14日上午10时，随着刘亚楼参谋长一声令下，500多门大炮一起怒吼，千万发炮弹呼啸着飞向天津城垣，数十辆坦克迎着弹雨隆隆出发，跨沟越壕，冲向突破口……。经过29个小时的激战，于1月15日下午胜利占领了天津。
攻打天津的战斗打响后，14日午夜，475团奉命于大沽接敌。是夜，寒风凛冽，天色漆黑，由老乡带路摸黑前往，谁知老乡竟带错了路，把部队带进了纵横交错的河沟里，齐腰深的河水把前行的一部分战士们冻的够呛，退回后，战士们的棉裤迅速结了冰并与身体冻在了一起，冻伤了不少战士。15日凌晨，部队进至大沽，此时，大沽之敌除留少数部队掩护外，大部敌人已经逃窜。随即，我军歼灭敌余部，占领大沽。
1月15日下午，天津战役结束，歼敌13万余人。
1月31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平津战役结束。
46军在平津战役中歼敌一万五千人，尔后转入河北霸县地区，奉命改编傅作义起义部队第121师和第273师，将其士兵三千六百余人分别补充到各部队。
1949年4月初，46军编入第四野战军第12兵团建制，向华中、华南进军。7月上旬渡过长江，直逼长沙城下，此时父亲在27团任营长，该团先后攻占岳阳、湘阴，国民党军已成惊弓之鸟，闻风而逃。随后，又解放了浏阳等县城，与兄弟部队一起，完成了对长沙的包围。为保证起义的顺利实现，8月3日，程潜致电毛主席及朱总司令，为权宜之计，提议设立“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等机构，毛主席及朱总司令很理解程、陈的处境和意图，认为设两委员会机构“均有必要，既可实施”，并暂时定名为“国民党湖南省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及“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部队起义后，人人胸前佩带“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的胸徽。1949年8月4日，驻守在长沙的程潜、陈明仁等三十余名国民党军政要员通电起义，声明脱离国民党广州反动政府，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加入人民民主政权，程潜将军更于当日发表告湖南民众书，号召全省人民一致反蒋驱桂，把湖南的和平运动引向西南、西北，以便缩短战争，迅速实现全国解放。至此，长沙和平解放，程潜、陈明仁所部一个兵团、三个军起义。
此后，在一次毛主席与陈明仁的一次恳谈时，陈明仁请求将“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马上得到了毛主席的赞许和同意。同年，在浏阳整编时，将陈明仁的原国民党第一兵团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仍由陈明仁当总司令，至此，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的称谓被取消。
长沙和平解放后，159师划归新组建的长沙军区,此时部队面临着大量的新兵和起义的战士，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甚了解，他们的思想觉悟急需尽快提高，为此，父亲奉命组建训练团并担任团党委书记兼副团长（无团长，主持工作），团首长共五人，包括政委、参谋长、副政委、政治处主任。（后任安徽地矿局322地质队党委书记的邓福泉当时在训练团任副指导员，后任安徽地矿局321地质队党委书记的谭得民当时在训练团任政治处副主任，后任安徽地矿局仓库主任的徐光库任排长）。
母亲是湖南长沙人，生于1928年3月。长沙和平解放后，她偷偷地从家里跑出来，于1950年1月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刚参军不久，在训练团卫生队。1951年3月，训练团奉命到岳阳休整待命，这时，父亲和母亲结婚了，因条件艰苦，团政治处买了两斤糖果，就算是婚礼。尔后，母亲因具高小文化程度，就调到团政治处任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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