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1950年参加革命，开始在县大队，1951年1月由县大队调至父亲时任副团长的长沙军分区补训14团卫生队当卫生员，后因为母亲具有高小文化，字写的也不错，就调到了团政治处任文书。1951年3月，经团首长们的介绍，母亲和父亲结为夫妻，时年父亲34岁，母亲23岁.当时的条件很艰苦，团政治处买了2斤很一般的糖果就算是婚礼了。1951年4月，部队奉命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母亲即随父亲一起参加了抗美援朝。
入朝后，部队改编为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二分部警卫2团。为了提高团机关干部的文化水平，团里举办了语文训练班，母亲担任教员。
母亲或部队或地方一直从事政治工作，所以养成了说话、办事都很严谨的习惯。因此，她的家教也是很严的。我们小时侯，母亲就要求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有规矩，吃饭不许乱说话，脚在桌子下面不许抖动，从哪拿的东西还要放回原处。在外面不许我们交往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更不能惹是生非。母亲在我们很小的时侯，大概我刚上小学，哥哥大我三岁，就要求我们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因此，我和哥哥就自己洗小点的衣服，自己钉扣子，自己补衣服，我们都学会了用缝纫机。中午和晚上的饭我和哥哥轮流做，那时做饭用的是煤球炉，弄不好就把饭烧糊了，或者是夹生了，菜是我们洗好了等母亲下班回来炒，吃完饭还要轮流洗碗、扫地，真的和现在的孩子不一样。那时我们都很害怕母亲。可现在想起来，母亲的教育真是让我们享用了一辈子，让我们从小就锻练了自理的能力。
母亲自己的动手能力也是很强的，那时的家具很简陋，也买不到，很多人都是找人打。母亲就自己动手打一些简单的家具，拉锯子、推铇子都很像样的。60年代，在外面理发一是不方便，二是不卫生，母亲就买了工具自己给我们理发。
母亲是湖南人，做得一手很地道的湖南菜，我们都非常爱吃。腌酸菜、做熏肉真的很棒，凡是到我们家吃过的，没有说不好吃的。记得70年代初，母亲在阳台上做熏肉，因为起风了，家里人没有注意，还把阳台上晒的衣服都烧了，所幸没有出大事。
“文革”期间，父亲被打倒，关进了“牛棚”，母亲为了保护我们就把我和哥哥送到叔叔家，弟弟当时也在那里。那时的铁路列车上到处是串连的队伍，拥挤不堪，也不正点，母亲几乎都是站着，而且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还要倒车，母亲的身体本来就不是很好，真是难为母亲了，想到这里，鼻子都酸了。
母亲的个性很强，也很勇敢，这也许是湖南人的特点吧。在朝鲜战争期间，母亲在警卫二团政治处，要经常与二分部政治部联系，没有通讯工具，只能靠人来人往，而最好的交通工具可能就是骑马了。在当时那种战火纷飞的残酷环境下，根本就没有平坦的道路可走，还要时刻防备着美军飞机对我后方运输线的突然袭击，可母亲不仅学会了骑马，还多次骑马去分部送文件，虽说不是在前线，可还是有危险的。因为父亲曾经骑马在去运输线检查警卫情况的途中就遇到过敌机的追杀，要不是马跑曲线，躲进了树林，恐怕就没有我们啦。
有一次，母亲骑马去分部办事，回来后发现手表没有了，也不知道丢在哪了。手表在当时可是很贵重的东西，因此，母亲心里很难受。可过了几个月，分部的简报上刊出了一则手表招领启事，母亲就随便去问了一下，没想到还真是母亲丢的那块手表，母亲激动了好半天。我们懂事后，母亲还感叹地说，志愿军的军纪和作风真的是非常好的。是啊，志愿军是一支纪律严明、英勇善战的伟大军队，这样的军队怎能不打败美帝国主义。
母亲很重情感，参军出来后始终没有忘记家里的兄弟姐妹。母亲原本兄妹九个，解放前过世了三个。除了在五十年代，小舅参了军和一个姨妈支边去了新疆外，其他兄妹都在湖南山区农村，家庭经济状况在当时都不太好，尤其是大舅家里很是艰苦。母亲从抗美援朝回来后就经常在经济上或多或少地接济他们。六十年代开始，为了尽可能地减轻他们的负担，母亲还把身体不好、有病的孩子（其中一个表姐和一个表妹都患有较重的哮喘病）接到家里住上几年调养、治病。
母亲毕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再加上经过战争的洗礼，了解生活，也懂得艰辛。虽说父母的工资收入在当时还是可以的，可我们儿时的零花钱却是很少的。母亲从小就教育我们要勤俭节约，因此，我们都很盼望过春节，到那时就可以穿新衣服，也有零花钱了。但那时可没有“压岁钱”之说的。记得60年代末70年代初，母亲让当时在西宁解放军325医院的小舅给我们买了军用毛皮棉鞋，（当时买的号就很大）一穿就是7、8个冬天。
母亲一直是做政治工作的，再加上父亲也是个老传统，所以，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可以说也是很正统的，在家里几乎是听不到什么“牢骚怪话”的，我们也不敢说。也正是家庭环境的耳濡目染，我和哥哥参加工作后先后从事了政治工作。哥哥是南京大学毕业的，现在安徽某高校任党委副书记。我开始在工厂政治处，后去安徽大学上学，专业还是马哲。88年调到主管局政治部，99年才改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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