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4月，我随新四军18旅54团参加了围歼铁杆汉奸胡肇汉的“八字桥”战斗。6月10日，又在邵家坝一带参与了击退忠义救国军郭墨涛部的反围剿战斗。此战毙敌130多人，俘虏10余人。
五、残酷的1941年夏季清乡大扫荡
1941年6月下旬，日军在苏南发动了大规模的清乡扫荡，占领了苏常太地区大小集镇。在整个江南建立了“清乡”封锁线，采取“梳蓖”战术搜索抗日武装。
7、8月间，日伪军集结几万人对苏州、常熟、太仓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发动了突袭清乡大扫荡。在这次清乡中，日军对这一地区构筑了130公里的封锁线，设立了大小“检问所”（检查盘问）60余个。常熟成为清乡封锁线的重点，135个乡镇6个区，从太仓交界的锵脚湾为起点，沿江西行至福山后向南至吴塔。封锁线以竹篱笆为主，部分地段还设了电网。在所有的交通要道设立“检问所”，其中福山、支塘、吴塔、四处为大“检问所”。对所有的进出人员检查身份，还检查所有出入的物资。各级敌伪县政府，为了配合日伪军的清乡，更名为“特别区公署”，还成立了特别区封锁办事处，各区也相应成立了封锁办事处配合“清乡”。 日伪军对江南敌后抗日根据地坚壁清野的“扫荡”和蚕食的同时，采取军事、政治、经济等各种手段，设立封锁线拉网式合围我新四军和抗日武装，企图彻底伪化“清乡”区。
由于对严峻的清乡局势估计不足，新四军54团留守在敌后清乡封锁线内坚持反扫荡的部队面临绝境。7月底，日伪军集中力量加强在清乡封锁线内的围剿。被围困在清乡区内的54团，奉命化整为零组成游击小组。迫于更加严峻的清乡局势，为了不连累老百姓，上级又命令在清乡封锁线内新四军部队的本地籍战士暂时回家隐蔽。
日军此次的扫荡与往不同，先是军事行动的扫荡清乡，所到之处都围起竹篱笆和铁丝电网。后又采取了拉网式的政治“清乡”行动，大肆搜捕抗日分子和化整为零的新四军。8月间，我也奉命暂时回家隐蔽。刚刚潜回自己的家中，第二天就被隔壁家姓孙的邻居（曾经是常熟县抗日常备队的），领着日本宪兵队和汉奸队突然闯进家中。跟日军宪兵队一起前来的还有原54团通讯员（好像是上海人）。我和许多新四军难友还有许多地方干部被捕后，被临时关押在徐市镇塘南街后巷大姓叶的地主家大院内。我的新四军副排长的身份已被叛变投敌的54团通讯员指认，我们都受到了严刑拷打。日本宪兵将我捆绑着，还被当作活靶练习扛摔拷打。日军宪兵还将被拷打昏死过去的抗日人士，装入麻袋丢进河里。我也被扛摔、拷打的几乎晕厥（至今腰背留下酸痛的固疾）。但是，我们绝大部分的新四军干部战士始终保持着抗日军人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
六、在日军苏州、南京监狱和芜湖集中营的狱中斗争
1941年9月，我被日本宪兵从徐市送往苏州幕家花园日军宪兵队的秘密监狱，再次拷问受审后又被关押在苏州第三监狱。在狱中，还见到了54团的许多战友，其中有二营教导员叶初晓，同年出生的新四军战士杨志超（杨朝）同志。（他是在部队化整为零后，准备从常熟回上海途中，因通行需要在办理“良民证”时，因语言不同暴露了身份被捕的。）
在狱中地下党的组织下，我们展开了狱中斗争。掐死臭虫的血，在墙上书写标语，高唱着抗日囚徒歌、义勇军进行曲等。为了鼓舞斗志，狱中地下党组织领导我们借争取改善狱中伙食展开了绝食斗争。
1942年1月，我和一批狱友约200多人被宪兵队押送关押在侵华日军中国总联络站南京拘禁所（南京第一监狱）。
1942年3月，我们又被转押到日本三菱制铁公司芜湖劳务大队（集中营），在日本宪兵的机枪和刺刀逼迫下做劳工。在集中营做苦工挑铁矿砂上船的跳板上，我们有意识将簸箕中的铁矿砂抖落掉进江水里，以此进行反抗。为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斗志，激励我们这些新四军狱友伺机寻找越狱的机会。
（一位新四军老兵温金林1939至1945的经历 2014年12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