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作良叔叔在1945年参军后就和我爹刘柏若（原名刘振家，又名刘伯若）在一块工作，解放初期他俩又到了公安部队，后来到了海航部队不久就分手了，再后来的五十年代末我爹调到驻北京公主坟的海军大院的航空兵部工作后他们又到了一起了。六十年代初，杜伯伯派我爹跟着校长张祥伯伯、政委邓楚白伯伯到新组建的海军四航校雷达教研室工作时，他俩又分手了，几年后杜伯伯到四航校检查工作时我爹向杜伯伯说不适应南方气候要求回山东，随后我爹转业到山东后文革就开始了，从此我爹和刘叔叔便失去了联系。(右图为笔者与刘叔叔等人合影)八十年代中期，我爹退居二线后有一次到胶东疗养，在电视上无意间看到了时任驻邻近城市的海航学院政委的刘叔叔，二十多年未见面的两位老战友又凑到一块喝了近两斤茅台酒。过了大概两三年刘叔叔不再工作了便轻装简行地和另两位老战友铁岭的耿泽叔叔老两口、南昌的李焕清叔叔老两口来我们家住了大概有一个多礼拜，对于他们来讲在我们这座城市的市区里是没有什么好浏览观光的，我只有建议去离我们这儿有四十多公里的一处很大的名胜古迹去玩。我爹打算让单位派车去，我说你二线了就别再麻烦人家现在的领导了，再者一辆车也坐不开呀，我陪他们坐大客车去吧。
这天早晨在汽车站候车时我才发现我们的座位在最后边，我向检票员说我陪着几位老首长乘车，能不能照顾一下，检票员说得出示首长的证件，当时只有刘叔叔带着证件，检票员一看：呦！这么大的首长，我头一次见，请先上车。这时我的同学马良陪他亲戚也乘这趟车，他趁机跟着我们一块上了车。上车坐下后马良打开了刘叔叔的证件说：“嗬，批准机关是中央军委、正军级干部，哥儿们，这老爷子的官比咱老爷子们可大老鼻子啦！”说笑中刘叔叔说他好几十年年没坐大客车了……。在家里吃饭的时候我偶尔也陪着刘叔叔他们一块吃，我爹吃饭比较快，他吃饱喝足了就回卧室——他就这个习惯。我和刘叔叔他们边喝酒边说话，他们回忆着相互补充着说起了我爹的故事：“我们和你爹认识的时候都不到二十岁，他比我们稍大点，平时很照顾我们，可就是喝酒时他谁也不让的，我们还没喝过瘾呢他就跟喝凉水一样几口喝完以后就跑了。行军的时候碰上卖酒的他悄悄地叫我们帮他拿着东西他就去买酒喝，也就是十来分钟他就撵上来了，问他酒呢？他说喝了啦，我们吓唬他说：他妈的我们白给你拿了半天的东西，告诉政委去。他哄我们说下回一定带酒来……”刘叔叔还说：“四九年在东北你爹和我到我们村里去，我妈都吃惊地说这小伙子咋地比咱东北人还能喝酒。后来你爹说哪天再去我家看望老人家，我说再去的话我妈就没酒给你喝啦！”这时我爹过来说刘叔叔：“胡扯，那天的酒咱俩喝得一样多！你给你妈撒谎说都是我喝的。”
(左图为刘叔叔家庭合影)后来刘叔叔和他老伴陶阿姨来我们家大概有两次，其中一次是杜伯伯（杜西书将军曾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团政委、海军航空兵部政治部主任、北海舰队副政委等职）刚去世不久，我爹拿出了北京寄来的印有杜伯伯照片的讣告和我们家存的杜伯伯早年的几张照片，他们两人哭着说：杜政委才七十五岁就走了，我们起码得活到九十多岁再去那里给他过一百岁生日！近些年来刘叔叔和我爹都行动不便就只能写信或打电话啦，可刘叔叔居然比他们的约定的时间早走了十多年。在我的接触中的刘叔叔是一位很和蔼很健谈的普通老头，个儿不高，说起话来风趣幽默，不过从他寄来的离休前的戎装照上看的确是一位很严肃的老将军。
（刘柏若之子刘超英写于2008年中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