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爹从来没有对我说起我爷爷、奶奶的事情，我是从村里人的唠嗑里听到的一些情况的。
早年我们家在我们县里是很有名的，一是我爷爷的爸爸是清末的武举人，身高近两米，据说是我们县及周边地区最高的人，在蓬（蓬莱）黄（黄县，今龙口）掖（掖县，今莱州）三县一提起“大个子”就是说的我老爷爷；
二是我爷爷、奶奶是地主兼资本家，虽然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县里的首富，据说鼎盛时在大连曾经有过近半条街的门面房，大约抗战胜利前后，我爷爷去世了，我大爷在东北做生意，二大爷刚从上海某大学毕业后就去世了，整个家产就由我奶奶经营着。
三是解放前我奶奶的七个成年子女中，有五个参加了革命，当地人说我们家是八路窝子（当地人对共产党的军队直到解放后还习惯地称“八路”）。1955年军队首次授衔后，我爹弟兄三个约好后分别从宁波、武汉、福州同时回到老家，当时我爹是师通讯科长、两个叔叔是军医，一看到戴着大盖帽、扎着斜皮带的军官儿子们，可把我奶奶给乐坏了，她逢人就说“我干八路的三个儿子都活着回来了！胳膊腿的都好好的。”
我爹考上高中后，上了不长时间就跑到沈阳的大明钟表厂去学徒（听说这个厂当时有我爷爷的股份），可能是嫌累只干了几个月又跑回来了，在村里和他的当村长的伙伴刘奎基当书记（即文书）。在抗战晚期的一天，他们在一个草垛里藏了接近一上午，按预定的开船时间去东北参军了。当时一是怕泄露了我军的行动情况，二呢怕我奶奶不让去，其实我奶奶也是同意他去的，后来我奶奶还把她的侄儿和我两个叔叔也都送去参军了。
据此和此后的土改运动来分析，我奶奶是个开明地主，村里的领导和农民们也是这样评价我奶奶的。
土改就是“剥夺剥夺者”，把我爷爷、奶奶经过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利用土地的所有权无偿地占有贫下中农的剩余价值而得到的土地给分了，房子留下了四套，是给我奶奶我大爷住和不在家的我爹弟兄们的，其余的大概有三套就由村里收走了，其它家产和一处一亩多地的后花园都没动。房子是有木顶棚（相当于阁楼，可储存杂物）和玻璃窗的青砖瓦房，花园和我爹的房子到现在已经闲置了六十年了，我奶奶病危我回老家时，我们的房子在村里还是最好的呢，但在现在的农村已经不值钱了。
解放后村里开大会，大多情况下有两项内容是不可少的：先斗四类分子，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斗我奶奶时，村领导在主席台上说“把地主分子某某某押上来！”由贫下中农痛斥地主分子的种种恶行。然后就把军烈属请上来讲述光荣事迹，当我奶奶再一次上主席台上就变成“请”了，她坐在太师椅上讲她是如何支持五个儿女参加革命的。有一次县里来的领导奇怪地问村领导：别搞错了，这不是刚才那个地主婆吗？
我上初中的时候，担任村支书的巩业哥和大队长（即村长）徐叔叔来我们家找我爹买玻璃等紧缺物资，当我知道了这徐叔叔从他爹那时，就是我们家的长工时，我怀着似乎是负罪感问：我爷爷一定和黄世仁（《白毛女》里的地主）、周扒皮（《半夜鸡叫》里的地主）他们一样那么坏吧？徐叔叔光笑不说。后来我听村里人说我爷爷心够狠的，如果他活到土改以后肯定得把它整的不轻，我奶奶和我大爷都很开明并且对人也挺和善。前几年听南京的刘奎基老爷子说的一个故事：刘老爷子领头和他堂弟、我四叔等好几个十岁上下的小伙伴们，在山上捡到了一个手雷，他们想这玩意一定比大鞭炮还要响，可不知道怎么把它弄响，又是砸又是摔又是传着玩，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炸了，他堂弟的肠子给炸出来了，没钱救治就死了，我四叔的腿给炸破了，我爷爷用马车把我四叔送到城里的教会医院打了才发明出来几年的德国的盘尼西林（即青霉素，据说当时一针大概是十块大洋）。回村后我爷爷找不着刘老爷子就发狠地说，找着他非要把这小子装麻袋扔海里去。呵呵，刘老爷子对我说：幸亏你爷爷当初没把我扔海里去，要不然共和国就少了一个将军，你爷爷的罪名就更大了。（ 插图照片：1931年3月29日，我奶奶39岁、四叔3岁，摄于大连美华照相馆）
（撰文：刘柏若同志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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