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曹漫之在我们胶东地区是个很响亮的名字。——曹专员、曹县长、曹司令。曹漫之专员在我们家住过，他还代表抗日政府接收过我爷爷刘延龄（字益芝，约1890-1941）和我二伯父刘振邦捐献的一些医学书。那还是在三十多年前，我第二次来到蓬莱老家的时候，就听过村里的老人们说，当年曹县长到咱村里来就住在你们家。我当时想找几本我二伯父的大学教科书带回来做为纪念，但只找到我六叔刘振宏五叔刘振武和我爹的几本。我问我大伯父刘振声怎么没有二伯父的？大伯父说都捐献了。
老家的刘才基老爷子是刘奎基老爷子的弟弟。按村里的同宗辈分，我爷爷都得称他俩为爷爷，但由于刘奎基老爷子和我爹是最要好的发小，后来一起出去做工、参加八路。他们之间都是直呼其名的，但晚辈的我还是得称呼他们为老爷子的。前几年他来信告诉我了一些我们家七十多年前的一些事情。其中说到了当时的曹漫之专员（1913-1991，解放后历任上海市政府第一副秘书长兼民政局长、华东政法学院副院长、《法学》杂志主编等职）的故事
一、当年的背景是这样的：
抗战全面爆发后，胶东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大都南逃了，极少数的人员或成为土匪或成为汉奸或辞职还乡了，1937年12月日军第五师团在周村集结，随即沿胶济铁路东犯。1938年初先后侵占了潍县、青岛、烟台、蓬莱、黄县等地，并在烟台成立了“胶东善后委员公署”，在各县建立了伪政府，此时的胶东便沦为敌占区。对此，中共胶东特委和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总部决定西进蓬（蓬莱）黄（黄县，今龙口）掖（掖县，今莱州）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
曹漫之老伯伯七十年前在我们家1938年8月，山东省第一个专区级抗日民主政权“胶东北海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在黄县成立，曹漫之任专员兼保安司令、政委，北海专署辖三个县，曹漫之兼任黄县县长、孙端夫任蓬莱县长、于烺任掖县县长。曹专员到任后就着手进行了一系列工作：一是接管龙口海关以关税收入作抗日经费，二是实行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保障各方的合法利益以促进农业的发展，三是成立山东省高等法院北海分院，开展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司法工作，四是在黄县城创办胶东公学以普及民众文化教育，五是在胶东特委创办了我党在抗日根据地最早的机关报之一《大众报》，等。
1939年3月，日军再次进攻蓬黄掖抗日根据地，胶东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实施战略转移，曹专员等率领一部分人员东进转入蓬黄边山区。
我们村属于蓬莱县，地处蓬莱城西南的蓬黄交界处，离蓬莱城六十华里，离黄县城二十华里，并且村子是两面依山西面临沟，主要道路是北面通过吴佩孚的老家吴家村绕道到蓬黄公路上，交通极不方便，两县城的日军一个够不着一个管不着，所以就很少受到日军的骚扰。
二、曹专员住在我们家
曹漫之老伯伯七十年前在我们家1939年收麦子的季节即农历五月底的一天，曹专员想起了前不久在黄县城与刘延龄见面时刘对他说的，有什么困难可以到刘家村来找他。晚上，曹专员带领八十多人和仅有的三匹马来到我们村，当时我爷爷刘延龄任村长，他把曹专员等主要领导和曹专员的夫人蔡志勇女士（1921-2011，原名蔡英德，曾名刘春霭，荣成成山角人，1937年参加曹漫之和李耀文在荣成创办宣传抗日的烟台河山话剧社，解放后曾任上海长宁区法院院长。刘才基老爷子告诉我：他听当时我们村里在黄县城上学的刘岩基、刘玉林、刘浩龄等人说名字是李然，看来当时是化名）安排在我家院子里刚建好的三间空着的南屋里住，其他人员安排在村里的学校宿营。
曹漫之老伯伯七十年前在我们家当时我二伯父刘振邦在国立上海医学院刚回来，他的医学书和我们家的其他的一些书都放在这南屋里，住在这里的曹专员看到了后就找我爷爷和二伯父商量说想买下这些医学书，说山里军队的医务人员太需要了。我爷爷说那就捐献给咱们的抗日政府吧。次日早上曹专员他们突然在学校里集合，曹专员简单地讲了话，感谢我爷爷对抗日政府的支持，随后唱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和《五月的鲜花》这两首歌，最后说他们要立即转移。临行之前，我爷爷担心战士们背着那些书要走那么远的山路太吃力，就派我家的一头黑驴用驮篓驮着书让刘延和牵着跟着队伍给送去，曹专员很感动地让每一位官兵都给我爷爷握了手告别。
曹漫之老伯伯七十年前在我们家他们走的时候是早晨八点多，下午的一点多，当时十来岁的刘才基老爷子刚吃完午饭，和他的同学刘德安上街上爬到一个房子上想掏麻雀玩，老远地看到村西头有刺眼的光一闪一闪的，他们仔细一看，是日军端着的大盖枪的刺刀在太阳底下反的光，顺着墙向村里走来。原来是有汉奸就近给黄县的日军报了信，他们开着两辆卡车在离村子直线距离有三华里远的诸由观乡下的车，然后徒步向村子扑来。日军进了村扑了个空，就气急败坏地把墙上的标语给撕掉、把学校墙上的孙中山像给刺破、把学校的五个铜鼓给砸碎了。过后我爷爷也很心痛那五个铜鼓，还说幸亏那还有四个铜号没叫鬼子看到。
根据著名战斗英雄刘奎基和他弟弟刘才基，和曹漫之的女儿曹海英告诉的，整理出了一个几乎被历史尘封的老故事：
1939年3月，日军再次进攻北海（蓬黄掖三县）抗日根据地，“胶东北海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北海保安司令曹漫之等带领一部分人员东进，建立蓬黄战区。
我们刘家村属蓬莱县，地处蓬黄交界处，交通极不方便。离蓬莱城30公里，离黄县城10公里，驻两县城的日伪军一个够不着一个管不着，所以一直没受到骚扰。
我爷爷刘延龄的父亲刘玉球是清末武举人，身高近两米；爷爷的岳父王谦亭在黄县开有棉行，号称“黄县城东第一家”，所以当时在刘家村任村长的爷爷很有名气交际也很广，与曹司令也比较熟悉。爷爷曾对曹司令说有什么难处需要帮忙的，可以随时找我。
1939年，杏子黄了快要收麦子的(即农历五月底公历7月中旬)一天下午，曹司令带着八十多人来到刘家村找到我爷爷，说要住上几天。我爷爷把曹司令蔡志勇夫妇等安排在我家的客房里，其他人员安排在村里的学校宿营。在我家院外有几位战士站岗，还有三匹马拴在了客房的南墙外的桥子街南的那棵老树上。
当时这三间客房的东间是专为来了客人住宿用的，我二伯父刘振邦在上海医学院用过的教科书也都放在这儿。晚上，曹司令看到了后就说能不能买下这些书，说山里的战地医院太需要了。爷爷和二伯父简单地商量了一下，就很爽快地说那就捐献给咱的抗日队伍吧。
次日早上曹司令他们突然在学校里集合，曹司令就当前的战争形势和斗争策略讲了话，并感谢我爷爷对抗日队伍的支持，随后唱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和《五月的鲜花》两首歌。最后，曹司令给我爷爷说他们接到上级指示要立即转移。
临行之前，我爷爷担心战士们背着那些书走那么远的山路太吃力，就派刘延和牵着我家的一头黑驴用驮篓驮着书跟着队伍给送上一段山路，为此，曹司令很感动地让每一位官兵都给我爷爷握了手表示感谢。
他们离开刘家村的时候是早晨八点多。到了下午一点多，当时十来岁的刘才基刚吃完午饭，和伙伴刘德安爬到房子上掏麻雀玩，无意中看到村西头有刺眼的光一闪一闪的，他们仔细一看是日军顺着墙向村里扑来，日军端着的三八大盖上的刺刀在太阳底下反出了刺眼的光。原来是驻黄县城的日军得到了消息后，派出两辆卡车的日军在离村子有两公里远的诸由观镇下车，然后徒步悄悄地向村子扑来。
日军进村扑了个空，没抓到曹司令，也搞不清曹司令带着队伍走山路去了哪儿，就气急败坏地把墙上的抗日标语给撕掉、把学校的五个铜鼓给砸了，便垂头丧气地撤回黄县了。
我们不应该延续民族仇恨，但我们绝不应该忘记民族仇恨——因为当年那伙端着刺刀自称“大和民族”的人根本就没有和善而只有虎狼之心，他们曾经给我们造成的苦难太惨重了。直到今天，他们中的一伙欠打的人仍虎狼之心不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