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当战火即将燃烧到我国边境鸭绿江边时，党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10月25日，父亲随志愿军炮兵司令部入朝参战，参加了第一、二次战役后，突然接到回国的命令，原因是原四野炮兵部队整建制地调入军委，成为中央军委炮兵司令部，急需干部参加改装和培训新的炮兵部队的工作。12月23日，父亲从朝鲜前线回国。此时，原四野特纵司令员肖华调到北京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他找到四野炮兵司令员万毅和政委邱创成，说总政需要一批干部，希望老部队能够支持。炮兵自然是大力支持，于是1951年9月17日，父亲奉中央军委令到总政文化部工作。但是1952年2月，父亲却接到另一个自己没有想到的、看似与他之前所做工作毫不不搭界的任务——总政治部命令他再次赴朝，担任志愿军战俘管理处代理主任。父亲并未细问这项任命的缘由，立刻奉命再次跨过鸭绿江。估计这个任命一是因为他有一定的政治理论思想基础，又长期做文化宣传工作；二是他的英语程度较高，能与美国战俘直接交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有利条件。（图为1950年10月摄于抗美援朝前线驻地）战俘营设立在朝鲜北部边境一个叫碧潼的村庄内，它坐落在长白山支脉的一个大山沟里。父亲的办公室设在较高一些的山坡上，沿山势修建的一排排房子是战俘住的。父亲到任后首先查看了战俘名单，共有4417名俘虏，其中美国战俘3198名，英国战俘919名，土耳其234名，菲律宾40名，法国16名，其余还有另外6个国家的16名战俘。此外还有南朝鲜军官794名。除了战俘，还有志愿军902名各类工作人员，包括军事、政治、后勤、医疗卫生干部，还有翻译、武装保卫人员。这一大摊子的工作使父亲深深感到肩上所承担责任的重大。
战俘管理处坚决执行我军的战俘政策，要让战俘们切身感受到中国人的胸怀和胆识。志愿军对待战俘完全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给每个俘虏配发了单、棉衣，衬衣，袜子，鞋子，棉被褥，俘虏的伙食标准都高于志愿军工作人员，另外还发零用钱、烤火费和节日聚餐费，还允许战俘们组织游戏，过复活节。就连国际民主法学会参观访问战俘营后都说志愿军对待俘虏的好处超过了国际公法的规定。可是美国侵略军却不顾国际公约，派飞机多次对战俘营轰炸、扫射，尽管战俘营设立了多处地对空标示，上面写着英文字母缩写“P.W”（战俘），但是美军仍然对战俘营进行轰炸，甚至向营区投下燃烧弹。1952年3月，有人发现美军飞机在战俘营第二团驻地空投下毒虫，经我方卫生处检验，在显微镜下看到虫体上的疑似鼠疫杆菌的椭圆形荚膜杆菌。父亲亲自观察了显微镜下的涂片后，认为应该引起我方的极大注意，决定在俘虏中的空军人员中进行调查。最后，有两名美国空军战俘交待了他们曾投放细菌弹的经过。这两名空军战俘一个是中尉领航员，名叫伊纳克（Kenneth Lloyd Enoch），另一个是中尉驾驶员奎恩（John Silas Quinn）。伊纳克向战俘管理处翻译交待他随美军轰炸联队到达南朝鲜后，一直担任B-26轰炸机夜航领航员，曾投放细菌弹6颗；奎恩交待他曾执行投放细菌弹任务，先后出动过19次，投放的细菌类型有伤寒、鼠疫、霍乱、疟疾、黄热病。他们俩是在同一天同一架飞机上，被志愿军击落后被俘的。父亲听了翻译的汇报后，又亲自与伊纳克和奎恩分别谈了话。后来伊纳克写了一封给志愿军的长信，信中描述了他的出身经历、参加细菌战受训的情况、多次执行任务的详细经过以及对所犯罪行的认识。3天后，这封长信放到了父亲的办公桌上。父亲看后，把伊纳克找到办公室，做了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经过谈话，伊纳克诚恳地表示，为了和平，愿意把参加细菌战的全部材料向新闻界、向全世界公布。不过他也有疑虑，怕这样做，将来回国后会受到美国政府的迫害。父亲对他公布材料的打算表示欢迎和鼓励，同时也要打消他的顾虑，就问他：“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当天刚好是“五一”国际劳动节，父亲说：“多年前美国芝加哥工人为争取民主自由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使这一天成为国际工人的劳动节日。美国人民有这个光荣传统，他们会认识真理，支持敢于说真话的人的。”
父亲吩咐将美国战俘交待的文字材料、照片底版整理好后，派人专程回国，送交有关部门审查，并汇报详细情况。中央宣传部派了一个由细菌专家、昆虫学家、报社记者（包括英、法记者）组成的联合询问团以及朝鲜记者访问团，先后到达碧潼战俘管理处。经过几天的紧张工作后，询问团返回北京。询问团的调查情况直接报给了周恩来总理和中央军委。1952年5月17日，《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发表了美军战俘关于细菌战问题的谈话和美国战俘的照片。新华通讯社和朝鲜中央通讯社同时发表了美军在朝鲜战场使用细菌武器的报道，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发动细菌战的事实。随即国内爆发了反细菌战的群众抗议游行，世界各国政要、报纸、人民团体纷纷谴责美国发动细菌战的犯罪行为。
（原题目：李慧政《从学生运动走向军戎生涯》，段落标题编者自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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