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李伟将军：三、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

    尽管爷爷当初害怕他卷入政治运动而令其改学理工科，但仍没有挡住父亲骨子里孕育的革命情怀。平静的学生生活只持续了一年多。“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日寇对我国国土的蚕食愈演愈烈，国民党政府却陆续签订了《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文件，将东三省拱手相让，使整个华北危在旦夕。日寇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汉奸殷汝耕宣告成立了“防共自治政府”，蒋介石紧接着就下令在北平准备成立由地方实力派、亲日分子和汉奸组成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对此，举国上下群情激愤，热血青年们更是义愤填膺，“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就在这中华民族危亡的紧急时刻，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中共在北平成立临时市委，谷景生任临时市委书记，彭涛任组织部长，周小舟任宣传部长，李常青任特派员。地下党组织又于1935年11月成立了北平学生联合会，作为公开的学运组织，实际上是受地下党直接指挥的。父亲积极地参加了学生会的各种活动。12月3日和8日，北平学生联合会两次召开代表大会，决定12月9日举行请愿游行。轰轰烈烈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即将拉开帷幕，父亲也将成为“一二·九”学生运动的亲历者，投身到血与火的考验中去。
    北京的12月份正值隆冬，但天气的寒冷挡不住学生们的爱国热情。12月9日凌晨5点，天色微亮，在寒风凌洌中，清华园里聚集了准备参加游行的学生，大家打着校旗、标语，浩浩荡荡的队伍沿着平绥铁路向城里中南海新华门进发。不想队伍走到西直门，城门紧闭，城墙上下布满了军警，阻止学生们向城里进发。来自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平大学、农学院等几所学校的数千名学生被阻止在西直门外。经再三交涉，军警就是不开城门，于是学生们决定就在西直门城外现场召开抗日救国的宣传大会。清华大学有个女学生名叫陆璀，有极好的宣讲口才，大家决定由她代表北平学生联合会发表演讲。陆璀的个子不太高，父亲就到附近的店铺里找来一个凳子，陆璀站到凳子上，手持话筒，慷慨激昂地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暴行，揭露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号召全国民众抗日救亡。学生们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口号声此起彼伏。这振奋人心的场面被照相机的镜头定格下来，成为了一张珍贵的历史照片。(我小时候家里曾保存着这张照片，可惜后来不见了，可能是文革期间被抄家时照片弄丢了。不过在参观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展览时发现了这张照片，我有幸把它翻拍下来，成为珍贵的纪念。)
    12月9日，城里各校的学生冲破军警的重重阻挠，汇集到中南海新华门，向当时国民党军委会北平行辕主任何应钦情愿，但请愿未果，改为示威游行。他们先冲到西单，遭到军警阻拦，学生们冲破围堵，向东行至王府井大街南口，再次与阻挡的军警冲突起来，结果数以百计的学生受伤，几十人被捕。父亲他们在西直门外的学生因无法破门进城，与城里的学生接应不上，坚持一整天后，只好在晚上返回校园，但决定第二天罢课，继续展开斗争。第二天全校罢课开始，学生救国会成立了纠察队，纠察队分成巡逻队和守卫队，父亲担任了一个守卫队的小队长。物理系学生自己动手建立了一个无线电广播发射台，用中英文两种语言向外界播送北平救亡运动的消息。北平学联的负责人来到清华园，商讨下一步的行动，决定就在12月26日冀察政务委员会宣告成立的日子，举行第二次大游行。
    12月26日，学生游行队伍又向城里进发。父亲原来奉命带领守卫队固守校园，未能参加大队游行，但下午接到电话，西直门仍然被军警封锁不能通过，要留校的同学前去增援。父亲立即敲钟，集合起一百多人赶往西直门，半路上遇到从西直门返回来的游行队伍。他们讲述了城里各校的游行集会情况。城里各校的同学约一万多人汇集在天桥广场，加上聚集了在那里的约两万市民群众（包括工人、农民、市民、小商贩、东北流亡同胞），就地召开了大会。会后又继续示威游行到前门外西车站广场并再次召开大会，会上通过了几项决议：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及华北任何傀儡政府；要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号召全市罢课、罢工、罢市。会后又分头游行示威。
    清华、燕京两校的同学行至宣武门时，城门紧闭，军警严阵以待。清华大学的陆璀身材苗条，利用城门下的缝隙爬了进去，勇敢地抽出铁门闩，但还没来得及打开城门就被军警抓住了。城外的学生们要求放人，警方以清华、燕京两校队伍离开返校为条件，才将陆璀释放。于是两校的队伍离开宣武门，返回了校园。不想，两校学生刚离开，宣武门一带的路灯突然断电熄灭，警察和保安队马上出动，大刀、棍棒、枪托挥向了滞留在那里的其他各校学生，致使300多学生受伤住院，30多人被捕。为何等清华、燕京两校队伍离开后军警才动手？据说是顾虑可能有外籍留学生和外籍教授参加两校的游行队伍，怕伤了他们引起外交麻烦。
  （照片中正在演讲的女学生是陆璀，她右侧戴礼帽的侧背影就是父亲）  “一二· 九”和“一一·二六”学生爱国运动之后，父亲撰写了一首题为“伟大的一二·九”的新体诗，投到上海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杂志，杂志1936年第一期第九卷全文发表了这首诗。父亲另外撰写了3篇通讯文章《十二月的清华园》、《平沧道上》、《清华新年素描》投寄给天津的《益世报》，被全文发表。两次大示威游行后，北平地下党又在各校组织南下扩大宣传团，父亲参加了清华大学的宣传团，深入农村，继续宣传抗日救亡，调查了解农民的疾苦。南下宣传团的活动又遭到军警的围追堵截，在武力逼迫之下强行解散，学生们被押解回北平。之后，高校的青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建立起来，这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和得力助手。父亲加入了“民先”，并积极地参加“民先”的各种活动。清华大学的“民先”组织下面成立了一个“海燕”歌咏团，借意高尔基的散文诗《海燕之歌》的寓意，要发扬海燕那种不惧风浪、英勇无畏的精神。团员们集体创作了团歌《海燕之歌》。父亲在海燕歌咏团担任指挥，并亲自动手刻蜡板印歌片。白天学业繁多，他就利用晚上时间为歌咏团准备歌片，常常一干就到深夜，并开始自学作曲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这为他后来的音乐创作打下了最初的基础。歌咏团排练了《义勇军进行曲》、《国际歌》、《马赛曲》、《毕业歌》、《救亡进行曲》、《五月的鲜花》等歌曲以及苏联早期的革命歌曲，经常在广场上为同学们和群众演唱，影响越来越大。为了更好地演唱抗日救亡歌曲，父亲还设法联系到当时的青年作曲家吕骥，并把他请到清华园，帮助歌咏团进行排练。（新中国建立后，吕骥担任中国音协的主席，父亲在总政文化部工作，曾兼任音协书记处书记，他们很好地合作过，不知是否源于三十年代就结下的缘分）。父亲还利用课余时间进行抗日救亡的文学创作，写诗、散文、小说、报告文学，向校内的刊物以及社会上的进步刊物投稿。
（原题目：李慧政《从学生运动走向军戎生涯》，段落标题编者自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