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7年的时候，父亲又有了工作，到国防科委陆军兵器研究院任筹备办公室主任。一天，父亲对我说，聂帅今天给他们做了指示，聂帅说话的声音很小。筹备工作结束了，叶超将军来到了研究院任了院长。这时父亲又没了工作，这是因为那些军内的造反派又要查父亲在延安整风时被打成“河南红旗党的县委书记”的问题了。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没了工作。父亲去问炮兵造反派的头头，有什么问题时，造反派头头也没说什么。这个造反派头头是父亲原来的部下。说是没有问题，但是就让你靠边站了。现在想起来“河南红旗党”的事，就是康生一手造成的，康生在延安整风运动的试点——西北公学的大会上讲：看来，在白区的共产党地下组织是靠不住了。被国民党收买过去的“红旗党”，不仅仅是甘肃、陕西、四川、河南、湖南、湖北、贵州、云南等省的地下党，到处都会有特务。
康生其实是一个托派、阴谋家、精神病、明抢文物者。当时托派派到延安的人就是找康生接头的。康生在延安整风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得逞，在文革中，他又把“河南红旗党”这个事翻了出来，就要把河南的地下党全打成“打着红旗搞破坏的假共产党”即“红旗党”才肯罢休，一了他在延安未了的心头之恨。
1980年，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康生的党籍，他的骨灰也从八宝山革命公墓取出，在党旗覆盖下的康生的骨灰盒上布满痰迹，有很多遭受过他迫害的老干部到八宝山一室一看到他的骨灰盒，就掀起党旗，然后在他的骨灰盒上唾上一口。真是被万人唾骂之人。
1968年，在中国大陆有2件大事：一是各地成立五七干校；二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在编者按中发表毛泽东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各地普遍开办五七干校，把原党政机关、高等院校的绝大部分干部和教师，送到干校劳动、学习。”（《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
全国、全军各级各类五七干校的建立及名称是基于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看了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简称《五七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毛泽东还指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五七指示》反映了毛泽东要在全国每一个基层单位“批判资产阶级”的“左”倾思想，并表现了他对知识分子不信任的错误态度。这个指示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广为推行，在许多方面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中共党史大事年表）”
五七干校的大部分其实是打着这个旗号，变相迫害广大干部的场所。炮兵也成立了五七干校在河北蔚县，去干校的都是一些在文革中所谓的有问题的老干部，我没见哪个左派，哪个在文革中在台上当权的头头或造反派去过干校去学习、劳动。我母亲让我弟弟去干校看看我父亲在那里生活劳动怎么样。弟弟到了那里也同父亲一同劳动。在北方寒冷的春天里，赤脚下田种水稻，院里的一些很小的小孩也在那里劳动。在那里也没有什么人身自由。五七干校到1979年全部被撤销了。如果五七干校是一个好东西，那么为什么在江泽民同志的简历里没有他任职电子工业部河南博爱五七干校校长职务的介绍呢？可见五七干校是文革的产物，是迫害干部的场所，是遭到绝大多数人反对的东西。据说，贺龙元帅的夫人薛明也下放在贵州空军的一个五七干校里，也是监督劳动。林彪摔死以后的消息传到了贵州，薛明哭了3天3夜。在五七干校的长期强体力劳动，父亲的身体也吃不消了，又请假回到了北京休息。
1969年10月17日，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林彪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抓紧武器生产，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等。18日，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正式下达这个“紧急指示”，引起了各方面的极大震动。（段落标题编者自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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