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里有一份周恩来总理签发的给我父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任命书，“任命郭升允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工程指挥部司令部副参谋长 总理周恩来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八日”。
这是我父亲保留的唯一一份任命书。从1957年开始，父亲一直从事着与导弹、火箭、导弹制造、导弹基地选址、导弹发射、新型推进剂燃料的加注技术等一系列与导弹有关的绝密工作。
那时为了选好第一个导弹基地的建设位置，父亲四处奔波，坐着军用飞机各处去看，有时徒步跋山涉水，带着警卫部队深入深山老林，夜宿农村小学校。一次随张爱萍将军出行，在选址时父亲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张将军当时说，你懂什么？记得1961年我和弟弟跟着父亲到大连去疗养，晚上在棒槌岛看电影，当时张爱萍将军也来看电影了，父亲告诉我，那是张爱萍将军，我用手指着不远处的张爱萍将军说，那是张爱萍将军吗？父亲连忙说，不要指。那晚看的是一部苏联电影，我看了一半就睡着了。醒来时，发现电影还在放映，我是躺在礼堂侧边的沙发上，也不知我父亲在哪里了。
在大连疗养的时候，我们父子3人和炮兵政治部群工部谢部长、徐阿姨（徐向前元帅的女婿和女儿）一家住在大连警备区招待所里。早上吃的是白面包、炸带鱼，吃得很好，我现在还记得，我当时想，这个地方吃得这么好啊。那时是1961年，很多地方都在闹饥荒呢。北京吃的也没有大连好。在北京吃不上肉，各部队机关都开着卡车，架上机关枪到内蒙古去打黄羊，那时内蒙古黄羊多，晚上把车灯一打开，黄羊就跑到车灯前了，用机枪一扫一大片，时值冬季，用卡车拉回来一车车冻黄羊，每家分一些黄羊肉，在那时这就是最好的食品了。以后内蒙古的黄羊也少了。
在大连时，我同父亲、弟弟还一起到夏家河子去住了一段时间，当时夏家河子驻有一个坦克兵师部，谭师长是我父亲的战友，一到那里，谭师长招待我父亲上了一大盘满满的几十只大螃蟹。我弟弟吃多了螃蟹，螃蟹性寒，尤其是螃蟹的心，大寒，白色、有6个边角。吃多了，少不了闹肚子。当时装甲兵司令许光达大将也在那里疗养，就在这个师的驻地，有时也到海边去游泳。一天，我午睡醒了以后，看到爸爸正同著名的电影演员谢芳阿姨愉快地交谈着，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银幕下的演员，而且还是著名演员，我也很高兴，说了好多电影，谢芳阿姨说，你还知道不少电影呢。那是因为炮兵大院礼堂每星期都要放2场电影，所以解放以后的影片我差不多全看过。
从大连回北京时坐的是轮船，是民主10号。客轮从塘沽港进入海河，我和我弟弟还有徐陆宁（徐向前元帅的外甥），我们几个人在轮船上爬上爬下，一直爬到轮船上最高的地方，那里有几把白色的藤椅，我们坐在藤椅上，看着海河两岸的风光。海河不宽，两岸是八月的绿油油的玉米地，一望无际。我们还跑到船长的驾驶室里，静静地看着船长在指挥开船。船里三等舱以上坐的全是从大连疗养回京的将军。船在天津市内停下，中午我们在天津交际处吃的饭，中午睡了一会儿，下午坐火车赶到北京。中午正睡着，只听得一个年轻的军官说，晚了，晚了。我们急忙起来和谢部长一家坐车赶到火车站，还好没有晚。只听得我同学小二说，你爸爸上火车就吐了。大约是中午喝了酒的缘故，加上又赶得太急了。
父亲在第一个导弹基地的建设过程中，因操劳过度，冬天暖气管子发出的动静太大，休息不好，时间一长，得了麦尼尔氏综合症，也就是疲劳综合症，常头晕目眩，无法坚持正常工作，遂回北京治病，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治了一段时间渐有好转。
父亲当时在这个基地具体从事什么工作，分管什么，我不太清楚，父亲一直也不说。我知道当时的司令员是丛蓉滋、政委是龚兴贵，副司令员是贺进恒（山东蓬莱人，他女儿贺闽嘉和我是小学同班同学）。龚兴贵长征时任毛泽东主席的电报员。王辉当时任工程兵××师的师长，后任副司令，文革中曾任郑州市革委会主任。（段落标题编者自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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