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2年父亲写了一篇《义县战斗的回忆》，在这篇文章中父亲忠实地记录了这次战斗的全过程。
1948年的9月底到10月1日，父亲参加了攻打义县的战斗，任炮兵群长，和14团副团长王扶之具体组织步炮协同事宜（王扶之在陕北参加红26军，39军攻打天津时任343团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乌鲁木齐军区副司令员，晋升少将军衔）。父亲当时任东北2纵5师炮兵主任，这是父亲认为打得相当好的一次战斗。这次战斗一是充分发挥了炮纵主力的作用，炮1团和炮3团都参加了战斗，城墙在这里也不起什么作用了，一个炮兵团的大炮一轰，一个半小时，城西南就打开了一个30－40米的口子，步兵就可以冲锋了，如果没有大炮，城墙就非常起作用，步兵用云梯攻城，那要有多大的伤亡啊！在中国存在了3550年的城墙，在这一刻，在大炮的面前，轰然倒塌了，从此以后在东北炮兵面前，再没有可以阻挡它进攻的城墙了；二是任务十分明确，主力炮兵有主力炮兵的任务，责任明确、落实，奖罚分明；三是步炮协同好，大炮不能上刺刀，但步兵可以上刺刀，战斗的胜利是步炮协同的结果。打一个县城用超过3个团的炮兵作战，这正如瑞士著名的军事学家若米尼在《战争艺术概论》中所总结的那样：胜利的秘密就在于集中兵力，攻其一翼。
东总在1948年10月10日致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是这样描述这次战斗的：创东北野战军“以最短促的时间，攻歼固守坚固工事之敌的新纪录。”
然而，在这次战斗中使父亲非常痛心的一件事是：东北野战军炮兵纵队司令员朱瑞将军不幸触雷牺牲了。
朱瑞（1905－1948）江苏宿迁县人，同楚霸王项羽是同乡。父亲第一次见到朱瑞将军时是1937年底，在焦作豫北民众动员委员会住着的时候听了朱瑞将军做的报告，题目是《政治工作是游击战争的生命线》。以后父亲到延安炮兵学校、八路军总部炮兵团、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炮兵纵队工作期间，朱瑞将军一直是父亲的最高首长，父亲对朱瑞将军一直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的。从1937年第一次见到朱瑞将军到1948年10月父亲认识朱瑞将军有11年的历史了。如果朱瑞将军活着多好！父亲就可以在他的手下更好地战斗了。
朱瑞将军是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我军的最高级别的指挥员。牺牲的时间是13时17分。时年43岁。朱瑞将军是在战斗即将结束时由第3纵队政委罗舜初将军陪同前往突破口的，2人走到半路，指挥部叫罗将军回去，遂罗将军没有同朱瑞将军一同到突破口去，在罗将军走以后，城内敌人胡乱射出了一发冷炮，朱瑞将军为躲炮不幸触雷。罗舜初将军长子曾对我说，他问过他爸爸，说你要不是半路有事回来，是不是也会牺牲啊？将军遂回答他：“我要在，朱瑞不会牺牲的！”朱瑞将军牺牲以后，遗体就放在3纵的指挥所里，朱瑞将军的前妻陈若克在抗日战争中牺牲在山东沂水。她被日军俘获后，孩子出生不久，没有奶水，日本人送来牛奶，她不要，她用自己的血水喂自己的孩子。当地的老百姓要收养她的孩子，她紧紧地抱着自己的孩子，死不松手，母子2人在沂水西门外刑场牺牲了。小小的孩子同她一起牺牲了。这应当是我们中国革命史上最小的一位烈士了！她比小萝卜头的年龄还要小！朱将军的这位夫人是一位刚烈女子，祖籍广东顺德，在上海做纺织女工，人称“小广东”。在根据地穿着皮衣，骑着骏马，可能不十分漂亮，但却十分威武，可是还有人看不惯，说这说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将军的岳父说，我这个人命不好，女儿死了，女婿也死了。（段落标题编者自拟）
附：郭升回忆允义县战斗
1948年9月上旬，我们东北二纵五师炮兵营奉命乘火车从四平东一个小站出发，开赴前线。大家的战斗情绪很高。一路顺风地到达义县以北某地下火车，行军到义县西南一带集结待命。此时，我们接到主攻义县的作战命令。在炮兵作战会议上，朱瑞司令员和邱创成政委传达了作战任务；阵地区分、步炮协同以及其他事项。遂即实施现场勘察，现地受领任务，现地协同。义县古称义州，距锦州九十公里，是锦州的北大门。守敌为九十三军暂二十师等部约万余人，全部美械装备，战斗力较强。其防御阵地是以城垣为依托，周围设有大量的碉堡、地堡和外围据点。并设置多层障碍，遍布地雷，城北有大凌河作为天然屏障。我攻击义县主力部队为东北三纵和二纵之五师以及东北炮兵纵队之第一团和第三团。由三纵司令韩先楚统一指挥。我们五师的任务是从城西南角突破，歼灭当前之敌，支援五师的炮兵为黄登保同志指挥的炮一团。他们的任务是在城西南角开辟一个宽三十至四十公尺的突破口，使步兵可以攀登。担任压制和破坏敌纵深目标任务的是宋承志、丁本淳同志指挥的炮三团。我们五师炮兵营和各团的炮兵连统一编成一个炮兵群。因我当时任五师炮兵主任兼营长，故上级命令我任群长，和五师之第十四团副团长王扶之同志具体组织步炮协同事宜。我们炮兵群的任务首先是支援步兵肃清外围据点之敌。在总攻时摧毁敌之碉堡、地堡和一切防御设施。压制敌前沿附近之目标，并开通通道（即在敌之布雷区打通一条能够通行人员的道路），支援步兵登城及进入纵深战斗。9月13日以前，我们就已经完成了支援步兵清敌外围据点的任务。记得在歼灭城南的一个园圃之敌时，我曾随师参谋长汪洋同志于拂晓接近到距敌数十公尺处领受任务。该处连敌据点挡墙上有几层砖石都看得很清楚。所以在炮火准备时能准确地命中目标，将敌工事摧毁，支援步兵全歼了敌人。总攻时，我们营的任务是摧毁当前敌之二十几个碉堡、地堡，我们把它编成号码，具体分配给各连，明确战后要检查，实行奖惩。为了不妨碍炮一团开辟突破口的射击与观察，我们师炮兵群的射击时间定在九时三十分以前。因为我们师炮兵群的阵地区域，都是在距敌前沿约三、四百公尺的地方，实施抵近射击、直接瞄准，所以准确性很好，摧毁力也很强。战后我们作了检查，各连完成任务都很好。10月1日拂晓，步兵即实施进敌运动，在进敌百十公尺左右待命。我师炮兵群开炮射击，九时三十分炮兵纵队各团开始射击，经一小时半的轰击，在城西南角以东处，开辟了一个约三、四十公尺宽的突破口，打塌下来的砖土，形成了一个陡坡，步兵不用架梯即可攀登。十一时二十分，步兵发起冲锋，先头部队很快登上城头，可是在后续部队登城时，遭敌火力袭击，我亲眼看见有数十人倒下并滑下城坡。这时，师长吴国璋同志在距敌三百来公尺的临时指挥位置向我指示：左前方三百来公尺处，有一个敌火力点，看上去好像是一个砖窑，该敌正在对我登城部队实施侧后射击，命令我支援步兵将其歼灭。我当即和步兵指挥员作了简要的协同，立即实施炮火准备，在炮火停止射击的瞬间，步兵乘烟雾未散去的片刻，实施冲击，歼灭了该敌，使步兵安全地继续登城。由于我炮纵部队和我师炮兵有效地对敌实施压制射击，支援步兵顺利地进入纵深战斗，到下午三时二十分结束战斗，全歼了义县守敌。此次战斗，我师缴获了敌人一个完整的美式山炮连。解放了该连的全部人员，缴获该连的全部武器装备和器材，而最可宝贵的是俘获了该连的全部驮炮的美国骡子，这种骡子个子高体力壮，是不可多得的。师政委石瑛同志亲自指示我们，立即扩建一个美式山炮连。该连人员除副班长以上干部和连部人员由原各连抽调外，其他完全由刚解放的士兵充任。这样，我们炮兵营就由四个连扩建为五个连了。义县战斗是我军攻坚作战的典范战例之一。在组织运用炮兵火力和步炮协同上都是成功的。而这一成功是和东北炮兵纵队司令员朱瑞同志的身临前线亲自组织指挥分不开的。可是在总攻即将结束之时，朱瑞同志不幸触雷牺牲。朱瑞同志早年留学苏联学习炮兵专业。是我军杰出的高级将领之一。曾任延安炮兵学校校长，对我军炮兵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牺牲是我人民炮兵的重大损失。10月1日是一个伟大的日子，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日子，也是我们敬爱的朱司令朱校长牺牲的日子，是非常值得纪念的。我们听到朱司令牺牲的消息，大家都非常沉痛。他那慈祥的音容，亲切的教诲，永远记在我们的脑海之中。我们师炮兵同志下定决心：“坚决打下锦州，全歼敌人，为朱司令报仇！”我们怀着悲愤的心情，奔向锦州前线，为纪念朱瑞同志，我仿朱德同志悼念左权同志的诗赋诗一首：
名将殉身为吾华，义洲城下热血洒。
辽潘壮志传千古，留得大凌吐血花。
（1992年5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