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在家的时候，姥爷家应该说是较为殷实的。大舅和母亲都上得起学。大舅上的是哈尔滨国高，这所学校在哈尔滨市里，大舅早去晚回，中午自己带饭吃，经常带的大马哈鱼和肉什么的，吃的很是不错。母亲上的是哈西公学。这所学校的校址在肇东县城七道街南端，校内设有中学部、师范部和职业部，学生多数住校，有一栋很大的学生宿舍，每间房子两排床板，每排住十几个人，室内潮湿阴冷，冬天没有取暖设备，条件还是很艰苦的。姥爷脾气暴躁，重男轻女，有一时期曾不想叫母亲上学了，说“丫头片子读书有什么用，还不如在家里帮助干点活。”母亲为此和姥爷闹了一场，最后母亲还是继续上学了。当时母亲经常阅读进步书籍，参加进步活动，思想比较进步的。解放军到东北之后，思想进步的母亲就约了几个女伴离开学校参了军，参军后在火车上，她和几个女伴都改了名字，母亲把原名于贵珍改为于丽。母亲走的时候，只是跟家里说出去演剧，没敢说去参军，如果说了家里肯定不会叫去的。参军到了齐齐哈尔后，母亲才给家里写信说是参军了，为此姥姥还哭了一场。母亲参军前夕，肇东就已经开始土改了，当时，姥爷家的土地、房子、家财都被分了，姥爷家也被扫地出门。母亲从学校跑回家，找到工作队，说有一些财产是别人的，要回了一条毛毯和一条墨绿色的毛裤，随后就去当兵了。后来因母亲参加了解放军，姥爷家又享受了军属待遇，每年秋季还能分一些粮食和草。但毕竟家里面什么都没有了，生活还是很艰难的，全靠一家人打草包、纺小线、割草、去哈尔滨倒腾卖白面度日。
母亲参军以后就很少和家里联系，因为那时通信没有现在这么方便，部队又经常转移，一般情况为了保密也不让通信。姥姥对母亲很挂念，老是念叨小贵珍去哪里了，一有部队过来，就叫小姨去打听母亲的消息，最后也没有打听到。1947年9月，母亲先是在二纵独立团当了一名宣传员，1947年11月，进二纵医校学习，1948年8月医校学习结束之后，分到了二纵五师休养所当护士。在和父亲结婚前，母亲的革命热情是很高涨的。1947年到1948年正是东北战场我军与国民党军队争夺东北最激烈、最惨烈的阶段，母亲先后参加了不少著名的战斗……。在父亲的笔记本里，我们发现有一段关于母亲的记载：“在攻打锦州时，自己（指母亲）带病给伤员换药，不叫苦，坚持行军，并帮助其他同志背米袋子，耕地时帮老百姓挑水、宣传等，因表现突出，立小功一次。”母亲参军的时候才17岁，正值青春年华，在残酷的战争中，她却表现出一个少女的坚强和勇敢。1949年2月，可能是和父亲结婚之后，母亲调到了39军炮兵营当护士，南下期间，也就是1949年7月调到了39军休养所。我的父母从1949年结婚以后，携手走了59年，这59年风风雨雨的经历，虽然磨难很多，但感情笃深。解放战争后期，母亲遂父亲南下北上，跑了多少路，受了多少罪，母亲回忆说，当时印象最深的就是天天行军。1950年2月母亲被任命为正排级。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父亲赴朝作战，母亲当时在炮2师保防科当统计，因为怀孕没有入朝，当时炮2师的留守处在东北绥化，在绥化的还有一些炮二师的后勤人员和家属，我妹夫赵葛田的母亲也在绥化，因为他的父亲是炮二师三十团的团长。1952年5月父亲从炮二师调到志愿军炮兵办之后，母亲也调到了东北炮兵后勤部卫生处保防科当统计，母亲就搬到沈阳了。我大哥是父亲赴朝以后也就是1950年11月25日出生的，母亲一个人带着大哥，生活也是很艰难的，绥化和沈阳那里的天气非常冷。父亲调到军委炮兵到了北京之后不久，母亲开始在军委炮兵卫生所工作，1954年转业到北京市儿童医院工作。1957年以后，父亲因筹建战略导弹部队，常年在外地，我的印象，父亲经常不在家。我们姊妹四人都是母亲在家照顾的。母亲整天上班也很忙，走的很早，回来的也很晚。1965年四清时母亲还到北京的顺义县下放蹲点，有一年的时间。在我们的记忆里，母亲所在的儿童医院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特别是儿童医院的桃园，每当桃子下来的时候，医院就分桃子，桃子的品种很好，好像是“五月鲜”，特别甜。医院里分桃子的时候，我还去过。每年桃子成熟的季节就好像我们的节日。但文革期间，我们美好的生活被打破了，父亲挨整，下放到五七干校，1969年11月，父亲又受迫害被迫疏散，母亲又随着父亲到了开封。最后，父亲离休到了郑州，母亲也离休到了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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