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姓于，祖籍山东登州，也就是现在的蓬莱。她的爷爷于清芝在清朝末年闯关东，到了她父亲于沛林这一代，已经成了一个成功的商人。我见过我姥爷年轻时的照片，西服革履，很有些气派。他是一家电影院的老板，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电影是一件并不普及的新鲜玩意儿，他先进到能开一家电影院，足见其财力之一斑。母亲在这样的家庭里，自然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近水楼台，养成了终生酷爱到电影院看电影的习惯。（右图为我姥爷于沛林青年时代照片）
于家的殷实生活，并没有延续多久。“9.18”事变之后，东北建立伪满洲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于家的状况便每况愈下。开始是日军为修建飞机场,霸占了于清芝一家在敦化多年开垦经营的土地。于家被迫举家迁往延吉。
在吉林延吉的小学和中学，母亲和她的姐姐们被迫在学校里用日文学习。母亲的日文很好，但她从来不开口说，她认为这是亡国奴奇耻大辱的印记，因此不愿意以耻辱示人。一直到1965年中日青年友好交流，我为了接待来访的日本青年学生，再三央求才向母亲学了几句最简单的日常用语。在交流中果然派上了用场，让日本青年异常兴奋，格外地与我套近乎，也让我的同学们颇为诧异和嫉妒。
在伪满洲国时期,中国人是二等公民,只准吃高粱米、玉米等杂粮,大米、白面要留给日本人充作军粮。为了满足一些老人、孩子和孕妇偶尔也想吃点细粮的需要，我姥爷做起了贩细粮的地下生意。这事儿被日本人发觉，将我姥爷逮捕，以经济犯的罪名判刑在佳木斯坐了大牢，家中的财产也被罚没一空。所以到了解放后给我姥爷定的成分是城市贫民。
说来也是一个笑话，文化大革命中为这事儿还审查过姥爷，问他历史上犯过什么罪？为什么坐牢？我姥爷说,那是日本鬼子残害中国人民，我何罪之有？又问你开过买卖，开过电影院，还不算资本家？你自称城市贫民是混入劳动人民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我姥爷说，财产都叫日本鬼子没收了,我一贫如洗，当然是城市贫民啦！
抗战胜利，赶走了日本鬼子，我姥爷扬眉吐气，一下子送三个女儿参加了解放军。当时,母亲和她的大姐于天一都是高中毕业，双双考进了军政大学,毕业后又一起分配到吉林军区部队。在那里，她遇见了我爸爸。（左图后排左起第三人为母亲于天刃）
父亲当年三十七岁，属于符合结婚条件而又未婚的大龄青年，在迎接分配来的军大毕业生的仪式上，他第一眼就看上了母亲，接着就以军人特有的敏捷动作和连续作战的作风，发起了猛烈的攻势。
母亲对此毫无心理准备，她吓坏了。后来，听到了许多关于父亲的传奇故事，开始慢慢接受和接近这个比自己整整大十六岁的男人。
母亲后来告诉我，当时她最大的顾虑，就是怕这个三十七岁的男人隐瞒了过去的婚姻史和恋爱史。她正式地向父亲问起这个问题。
父亲沉默了很久，最后勇敢和诚实地告诉母亲,他曾经有过一个恋爱对象，是延安抗大的一名女学生,还没有来得及结婚就牺牲了,这事儿对他心理打击很大，所以一直再也没有恋爱过。
父亲诚实和不幸，打动了母亲，母亲终于决定嫁给他。
与父亲同时结婚的,还有母亲的二姐于倩影,她嫁给了曾经在父亲同一个部队当过政委的王海清。王海清也是一名老红军,后来他就成了我的二姨父。
父母亲的这一段罗曼史，到他们晚年的时候就成了我们子女们调侃和打趣他们的话题。一谈起这事儿，母亲就会说，那时候他可会甜言蜜语了，早知道他脾气这么坏，我才不嫁给他。父亲便坐在一边儿憨憨地笑，眯起眼睛看着母亲和她给自己生的七个子女，像是在欣赏自己缴获的战利品。
有时候我们会追问他的初恋情人。这时候他便会沉下脸来，一言不发，仿佛这是他心中永远的伤痛。
父亲晚年的时候，多次给我讲述他一生的经历，讲的很具体很详细，无论正面的反面的，从不隐晦什么。唯有关于这位抗大女生的故事，他守口如瓶，一个字也没有吐露过。
父母亲罗曼史的结晶，便是有了我。我是５月１日出生的。当时父亲在前线打仗，母亲在后方医院生下我。那时部队医院里生小孩很稀罕，医生护士们一片欢腾，都说今天是五一劳动节，全世界劳动人民都在庆祝这个小家伙的降生呢。
母亲通过后方留守处给前线发了一封电报：生了个儿子，母子平安。并且列上了留守处的秀才们给起的三个备选的名字：卢五一,卢凯兵,卢江林。
父亲三十九岁得子，兴奋异常，刚好又打了胜仗，战友们都来祝贺。父亲问参谋，三个名字什么意思？
卢五一，五一生的嘛，国际劳动节，有世界性的纪念意义。
不行不行，太土太土。听着像651，这不数目字吗？哪叫人名儿啊？
卢凯兵，庆祝你打了胜仗，凯旋之兵，双喜临门。
也不行也不行，又太洋了。卢凯兵？拽文掉字的，叫着多拗口。
卢江林，说你是个江西人，你爱人是吉林人，一南一北，结合在一起是个缘分。
嗯，这个好，有意义，就是他了。
于是立即回电，电文很简单，只有三个字：卢江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