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卢来发经历了第一次到第五次反“围剿”,走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时期担任过班长、排长、连长、指导员、代营长、团总支书记、团政委，抗日战争时期担任过八路军营长、游击支队长兼政委、大队长，参加过晋察冀军民反日军“北攻五台、十路围攻”、百团大战和敌后游击战，解放战争时期担任过保安总队长、团长和副师长,参加过攻打长春，东北野战军夏季、秋季、冬季攻势，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解放新乡、宜昌、大庸(今张家界)和湘西剿匪。他在作战中先后七次负伤，其中最重的一次，是1938年秋，在晋察冀抗日前线牛道岭战斗中，头部被日军炮弹炸伤，白求恩大夫亲自为他作了手术，救了他一条命。
另一个被人称作卢寿发的卢来发也负过伤。他第一次参加战斗就负伤了，由于伤得比较重，被安排在老乡家养伤。但那里很快就变成了白区，他找不着部队，也不敢回家，因为老家也变成了白区。于是，他开始了东躲西藏的流亡生涯。后来，他被国民党军队抓了壮丁，成为国民党军的一名士兵，并且改名叫卢金飞。
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它给了卢来发驰骋用武的机会。而国军是决不会给叫花子出身、目不识丁的卢金飞任何机会的。他在国军里干了差不多也有二十年,到了1949年,他仍然是重庆号巡洋舰上的一名士兵。
重庆号是一艘轻巡洋舰，排水量5270吨，是当时国民党海军最大的一艘军舰。仅就吨位而言，解放军海军到了20世纪末，还没有一艘军舰超过它。
1949年2月，舰上的一部分士兵组织了“重庆军舰士兵解放委员会”,领导人之一毕重远是中共地下党员。2月25日，“解委会”按计划发动了起义,他们拘禁了舰上的军官，说服舰长邓兆祥支持起义，把重庆号从上海吴淞口开往解放区山东烟台。
卢金飞事先没有参加“解委会”,但他毕竟有过参加红军的经历,所以起事后他站在了起义官兵一边。命运给他开了一个大玩笑,二十年转了一大圈,又让他回到了解放军的队伍里。
我第一次见到大伯,是1951年,他从海军复员回乡，在我家里住了半年。我那时只有三岁，还不太记事，模模糊糊记得大伯的水兵服很漂亮。大伯那时已经四十多岁，没结婚也没孩子，对我这个大侄子疼爱有加。
大伯回乡后，被地方政府追究他在国民党军队中服役的历史，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判处管制。从此，作为解放军领导干部的卢来发，便与“历史反革命分子”卢金飞断绝了来往，那时候的术语叫“划清界限”。
我再次见到大伯，是在1980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落实政策，摘掉了卢金飞“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承认了他参加重庆号起义的历史，已经离休多年的父亲也恢复了与他年迈兄长的来往。这时候，老哥俩儿都已经是七十多岁的人了。
大伯在我家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嗜酒如命，仿佛只有酒精才能让他忘掉这一生坎坷的命运。酒喝多了，他就会对我说：“其实你爸爸不是卢来发，我才是卢来发。当年参加红军，名字搞错了。名字错了，命也就错了。你爸爸成了革命，我成了反革命。”说着说着，他就会呜呜地哭。
我很同情大伯，但他这种说法让我心惊肉跳。名字真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吗？
我父亲也同情大伯,但他却不能同意他这种说法。他说，名字可以搞错,但命运还是可以自己把握的。从1929年到1949年，这中间有多少次机会他可以归队？他不回来能怨谁？卢来发的历史是我写的，他不是卢来发，我才是。
大伯回到老家后，继续靠酒精的麻痹度过他的余生。据我的堂弟说，我们给他寄的钱，他都买酒喝了。他活到八十四岁，一直到死，还念念不忘自己才是真正的卢来发。
（作者：卢江林2007年05月01日 摘录《神剑》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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