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方面，由于思想水平落后于形势，没有随时掌握部队思想情况，对自己本身也有些宽容，以至双阳战斗违犯政策，没收药品。在柳州时，工作不细致，经济开支掌握不严，产生严重的浪费。
（四）生活方面：我一贯是比较朴素。在到东北以前，我没有下馆子吃过饭。初到东北时，虽然有时吃吃喝喝，不过还都是花自己的钱，用公家钱也是招待客。在物质方面，我一向不注意，一到东北看到别人搞东西，自己非常看不惯。在四八年以前，我在生活上是朴素的。
随着形势的发展，享受思想逐步产生。四八年以后，自己认为革命快胜利了，应该享受一下了。从沈阳解放前换手表起，到柳州分区时，发展到最高峰。本身认为“适应环境”，排场一下是须要的，买枝笔、买块表不算什么。向最低水准的干部看齐，没有什么问题。在这样思想的支配下，在柳州分区不到两年，就浪费揩油二百多万。因自己掌握不严，政治部超制度开支两千多万。从这可以看出，我虽然能长期地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但在功臣思想支配了我以后，加上城市资产阶级的生活影响，思想侵蚀，终于走上了铺张浪费的道路。如不是伟大的三反运动，不必然会从所谓最低限度的浪费，发展到挥霍性的、严重的浪费。
（五）在内战阶段，我两次和部队失去联系，和少数同志在山沟里同甘苦，共患难。那种生活，一方面养成了我高度的阶级友爱感情，同时，也使我体会到：一个人如离开了部队，离开了党和人民，就不会有任何力量，没有任何办法。因此，我在四六年以前，很少和人闹不团结的现象。到了四七年，我和独二师的领导上产生了隔膜。到四八年底，发展到公开的对抗，五一年在柳州分区和司令员王英青同志，又一次闹不团结。这些问题为什么会产生呢？主要是环境变了，情况变了，自己有了资格，自认为有本领，有功劳，对别人瞧不起，加上工作和生活上一些问题，就爆发了公开不团结。这又说明了我政治修养不够好，度量不大，对个人认识不足，对同志，对上级不尊重，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政治工作者应有的态度。
（六）在内战时期，六年中我没有学习什么。政治学习既然不够，文化学习更不够。到内战停止时，我连自己的名字还不认识。不学习的原因：一方面是战斗紧张，没有时间，同时也是自己不愿意学，只要稍微挤出一点时间用心学习，也不会一个字不认识。
抗战开始以后，部队政治工作逐渐系统化。用以前那一种单纯的办法做工作是困难了，形势逼着自己要学，组织上也强制着学。自己也体会到不学习不行了。因之，在两次住学时，学习都很积极。特别是抗大八分校时，和知识分子暗中竞赛。自己政治文化水平提高很快，以后到延安学习两年多，自己也是努力的。到党校学习结束时，我已经能写总结，能看一般的理论书籍了。
四五年以后，学习又不好了。除去看一些文件外，很少看政治书籍，因之思想水平落到形势后面去了。功臣思想，享受思想获得了抬头的机会。从我本身体会到，一个革命者如不努力学习，必然要走上落后的道路。
（七）在政策纪律方面，我一贯很注意。在内战时，我和部队失掉联系，在老百姓家中做饭吃，没有钱给把自己的衣服顶上。抗战时也没有违犯过政策，解放战争初期也还注意。四七年以后，就有些松了。于是双阳战斗乱没收现象发生了，战场上换手表现象发生了。过去所以好，是因为我对物质一向比较轻视，部队掌握也就严一些。以后自己享受思想已逐步抬头，因之对部队控制就松了，对自己也宽容起来。
不过，从总的方面看，我对纪律政策一贯还是比较注意的。除去双阳和沈阳战斗外，别的没有什么。双阳时，经师批评以后，虽然思想上对师的批评不满意，但东西还是马上退还了，换的手表也缴上去了（后来，师里又退给我用了）。
（八）从我整个历史上来看，我参加革命时，在政治上是模糊的，也可以说是盲目地走上了革命道路。以后在党的教育下，和战斗中的锻炼，使我逐步地树立起革命人生观和世界观，提高了工作能力，在工作与战斗方面，一贯是积极勇敢的。思想意识在解放战争以前是健康的，在四八年以后，虽然有一些毛病（在某些问题上，严重的如与师领导对抗），但基本上还是健康的。学习方面，开始虽然不大好，但在抗战中有了突飞猛进。由于学习好，使我在抗战阶段思想水平日益提高，工作能力也随着提高，保证了我工作积极性，克服与压制了个人英雄主义，完成了党交给我的任务（只能说是基本的）。
最后，由于功臣思想驱使我产生了享受思想，生活上开始铺张浪费起来。
总结我的情况，得出一个结论是：一个革命者，如果不在政治上不断的争取进步，那就要在各方面落后，前途是危险的。伟大的三反运动，是使我又得到了进一步的锻炼。但还不够，如在“三反”时还打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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