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及对当时的认识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自己非常高兴。当时思想是这样：
（1）我们已有了大块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已发展到百万以上的兵力。日本投降后，部队必然掌握现代化武器，革命一定要大发展。
（2）看到毛主席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自己认为还可以和平，没有认识到毛主席到重庆的策略意义。等到双十会谈纪要公布后，知道和平是不可能了。
2、到东北
日本人一投降，中央就在党校号召到东北去。我就报名了。随干部团第一批到东北去。干部团长是黄永胜，政委是张秀山。我之所以报名去东北，一方面是感到东北是工业区，对中国革命发展很重要。另外，听说东北工业很发达，交通便利，到东北开开眼界。
四五年十月到了沈阳，在延安出发时自己就下了决心，出校以后就改行做军事工作。到沈阳后彭真同志做了动员报告，他指出东北的情况是：“部队有了大的发展，行政干部容易，政治干部不能随便让一个人搞。特别是东北人民受了十四年的奴化教育，思想上还是非常模糊。新发展部队伪警察、国兵比较多，政治质量差，思想落后反动。如不在政治工作上加强，就会出问题。”经过这样的动员后，自己思想通了，愉快地接受了工作任务，到民主联军总部警卫团当主任，后来升任副政委。
3、由警卫团到四团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到警卫团，这个警卫团是由冀热辽曾克林同志所率部队中的一个警卫连，加上林枫同志的一个警卫排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成份中除冀热辽及林枫的警卫部队是老成份为骨干外，其他大部分新成份中有的是伪警察，伪国兵，有的是工厂矿山的劳工，有一些是城市游民。成份非常复杂，每一个人都有很多东西。看起来真不像一个部队，如从沈阳到苏家屯一夜一天只走了三十五里。特别是违反纪律的现象非常严重。到本溪后，我们就集中力量整顿部队的纪律。到年底，山东军区警卫营也补充到警卫团，编为四个营。四六年初部队到哈尔滨。四平保卫战时，我们团部率领两个营到四平做工事，四平撤退后又到哈尔滨。警卫团的领导是健康的，团长兼政委萧前同志是一个老警卫团政委，领导作风较好，工作有经验。但副团长阮班和同志有点不老实，工作不太管，老搞物质，一直发展到搞女人。虽然我们对他进行了批评，改正还不够。我在警卫团一个阶段，由于部队成份复杂，怕出问题。同时自己又是出校不久，对于工作不愿放弃责任，积极干。但到了东北后，思想上生活上也产生了毛病：
A、我从四一年就当团主任，经过几年的学习还是当团主任，又看到别人到东北连升几级，自己嘴里虽然不说，但心里不痛快。如我由主任升为副政委时，别人开玩笑说：“老姚升了。”可是我怎样说呢？“我这样能叫升吗？”意思说就是升得太小，这是个人主义在抬头。不过由于刚出校，思想上还比较健康，这种思想还未得到发展。
B、到东北走遍了大城市，原来是土包子，现在逐渐洋化了。和团长、政委经常下馆子，吃吃喝喝（以前从没有到过饭馆）。特别是在哈尔滨和苏联人时常在一起吃西餐，生活开始洋化了。但也只是吃吃喝喝，物质观念还不大浓厚，自己没有搞什么东西。曾经以这一点自夸。吃馆子也是自己出钱（发津贴就吃，因为当时既没有老婆又没有小孩，留钱无用）。有时借招待为名用公款，但为数不大（九个多月时间用公款不下二十万）。
C、在警卫团工作中主要毛病是斗争性不强，对阮班和同志斗争不够尖锐，还有一团和气怕得罪人的态度。
四六年底，我调到松江军区哈北分区四团任政委。该团系华中新四军二师调到东北的干部扩大组成，除排以上干部是老的外，部队纯系新成份，没有作战经验。保卫四平时损失很大，团长、政委都调离该团。因为我原是华中干部，松江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李世安同志就在总部提出要我去。到了四团以后，首先了解情况，后即于七月份分散进行剿匪，我带一个营到松江省呼兰县地区执行剿匪任务。是在分区直接领导下，剿匪中还没有出什么问题。违反政策现象也没有发生。部队关系上也很好。团长李文斌同志系内战就在一起，副政委卢维昌同志工作上也很好，和分区一般也没有什么。就是对当时的政治部主任蔡炳臣同志不满，认为他搞小家务，工作不深入，但公开的没有和他发生什么争吵或违背政治工作指示的现象。
四六年十一月剿匪结束，部队集中到哈尔滨，经整顿后开到前线，和哈南分区一、三团合并，编为独立第二师，团的番号仍为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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