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九年夏，由于高敬亭反党闹独立，在叶挺军长，邓子恢主任，张云逸参谋长的主持下，逮捕了高敬亭，展开了反高斗争。
过去我对高敬亭的印象基本上是好的。认为高聪明，有办法。如没有接到中央正式指示，只看到中央寄往敌后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就和国民党谈判，并坚持了立场，没有受国民党欺骗。同时认为高坚持了三年游击斗争，把队伍带出来了。虽然在肃反中自己不满意，但总认为高对党是有功劳的。
反高斗争开展以后，经叶军长、邓主任的报告分析，自己认识到高的罪恶。使我感到最明显的，就是高故意排斥中央派来的同志，如“位老”是鄂豫皖苏区的创始人，在群众中威信极高，团结人又好。而高却说“位老”要“抢夺”他的地位。以后“位老”走了，他又排斥戴季英同志（当时的政治部主任）和戴主任多接近了一点，高就打译电员，把戴逼走了，戴跑到八团（河南竹沟游击队组成，周骏鸣为团长）。同时他也排斥下面的同志。总之只要是中央来的同志他都反对。从这些事实和邓主任的报告，我是确认识到高的罪恶。所以在反高斗争中我的态度是积极的，在大会上发言，揭发高的罪恶事实。枪毙高的一个亲信小号官，还叫我当陪害人。
4、在淮南路东的两年半
反高斗争以后，我到四支队七团任敌工股长，当时主要任务就是和特务连深入边沿区搞情报。我表现是勇敢的，时常和特务连换便衣出去抓伪军。
三九年底，我又到七团一连任指导员（因为我做连队工作适合）。四零年四月在淮南路东马厂反顽战斗中负伤，伤好后即被调到抗大八分校上干队学习。一年多工作中，自己感到不但文化水平低不行，而且也感到懂得的东西太少了，不够用，只能对战士讲课，对干部就不能讲什么，加之上干队学员毕业后即做营的工作，虽然我是连的政指进入上干队学习，但出学后就不是连政治指导员的职务了。因此在学校学习比较用心。尤其是当时有些从武汉来的学生，文化程度很高，我们在一起学习，自己恐怕落后到他们后面不好看，在暗中使劲和他们竞赛。学习内容和在教导队学的差不多，主要内容还是社会发展史。经过这次学习进一步认识到社会发展的规律，懂得了阶级的产生和阶级斗争的道理，把以往的命运观念彻底打消了。在文化上也有了进一步提高，一般书籍报纸可以看了。并且能写讲课提纲。
四零年秋从上干队毕业后到淮南路东分区独立三团一营任教导员，九月独立团取消营的建制，我升任半塔中心区（相当于县，在嘉山境内）总队部副主任兼独立营政委。工作任务是发展地方武装，原来独立营只有一个连，不久就发展到三个连。四一年五月把队伍带到分区，成立独立第五团，我即率领两个连编入五团，我任该团政治处副主任。同年八月调任独立三团主任。
从四零年到四一年，只有短短一年的时间，我由连的指导员升为团的主任，提拔是快的。原因有两个：一是部队发展快，缺少干部。二是我工作比较积极肯干。如在独立团时，副主任本来不需要带队伍打仗，但是我却带着侦察排在前沿活动。有一次二十个小时我带队伍行动二百四十里，和敌人跳圈子。另外自己住了学，文化水平、工作能力都有些提高。如以前不能给干部讲课，现在讲课可没有什么困难。
由于提拔快，自己的思想情况是：一方面感到自己任务日益加重，必须好好地干工作。同时也在思想上深深种下了自满骄傲的情绪，感到自己了不起，有办法。
当主任时，主要毛病是思想斗争不尖锐。如在独三团时，团长朱国华爱吃爱喝，政委阮贤榜好吹牛，拉拉扯扯，好下级干部面前说自己好，哪一个干部提拔了，他就那个人面前说是他的主张。他和团长不团结，参谋长王正平同志也瞧不起他，互相关系非常不好。我也不提出来批评判，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
总的说，我从抗战开始到四二年一月，这一阶段各方面的进步都较快。在文化程度上，我由开始一个字不识到能看书报。政治认识上，由原来什么事也不懂，到知道社会发展规律，知道了中国革命的任务、步骤，知道了阶级斗争的道理，将原来自发的阶级仇恨，变成了自觉的无产阶级觉悟，把以往的“命运观念”、“八字思想”肃清得一干二净。
几年中，工作是负责的，积极的。战斗也表现勇敢，没有任何消极畏缩现象。
和日本人作战打开了眼界，一方面知道敌人在技术上较强，战斗也顽强。同时也亲身体会到帝国主义不是不可战胜的。更牢固了革命人生观和胜利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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