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九三零年以前的概况
我是一九一七年生，没有读过书。九岁时（一九二六年）冬天开始给地主放牛，到一九三一年春天为止。第一年不挣钱光吃饭，从第三年起每年挣六串钱（即六吊钱，六百个小铜钱子）。我替地主干活很卖力，每天放牛回家就帮地主老板娘抬水浇菜和干其它零碎活。因为干得好，第一年本来没有工钱，年终时地主赏了我三吊钱。那时自己也没有什么认识，自己有自尊心，干活就要干好。地主给了钱也知道是自己干活好的关系，是为着想叫我替他多干点活。
放牛时虽然干得好，但地主仍然不拿我当人看待。如一九二八年的夏天，有一次我在田里拔草，一直到十二点钟也不叫我回去吃饭。天气又特别热，连饿带热使我差不多要昏过去了，地主以后只是说：“吃饭时把你忘记了。”当时我非常的生气，心里想：“我替你在这样热天里干活，为什么吃饭把我忘记了呢？”由于当时只有十一岁，家里穷不能不替人家干，只是思想上想一想就算了。但那一次给自己以后革命增加了力量，也可以说，那一次在我思想上种下了第一颗阶级仇恨的种子。
三二年以前家庭生活很苦，个人替地主放牛也受苦，但由于受迷信家庭灌输了一脑子的“命运”、“八字”等思想，总是认为家庭穷是命里注定的，对阶级仇恨一点也没有。不过思想上有时也怀疑，为什么地主大鱼大肉的吃，我们连饭都吃不上呢？另外也总在希望有过好日子的那一天。
2、从听说红军到参加革命
一九三零年我们那里地下党活动很厉害，不久红军游击队也开始活动。当时对红军有两种说法：一是说红军“杀富救贫，向着穷人”，一是说红军“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对于前一种说法自己听了高兴，因为我家里穷，但也怕红军真的如第二种说法“杀人放火”。特别是当时游击队都是晚上活动，抓住土豪都是晚上杀。坏人就讲红军是“暗杀党”。我当时住在地主家里，地主造谣特别厉害。所以我初见红军时是非常害怕的。
一九三一年二月红军游击队在我们镇子里的西北阻击往商城逃跑的民团，把民团大部分消灭，后就住在我们的镇子上。我随地主一起跑了，以为红军很快就走。可是住了两天还没有走。我们都是跑到野外，肚子饿得没有办法，我就偷偷的跑出来。在路上遇到红军还怕，以后见他不理我，我就回家。正好家中也住着红军，他们正在煮鸡吃，见到我不但态度好，而且叫我吃鸡，因此，把我以前的骇怕思想全都打消了。
第二天国民党来了一个团打红军，红军只有一百多人，国民党企图一下子把红军消灭掉，不料打了一天，红军倒把国民党打垮了，并且缴了很多的武器弹药。这一次给我的影响很大，一方面知道了红军对人态度好，同时对红军打仗勇敢非常的佩服。
到了四月红军又来了。这一次和以前不同了，一下子地方就组织起一千多个赤卫军，并宣布成立苏维埃，开始打土豪分土地。当时在开仓分粮的口号下，我家也分到一石多米。
红军在镇子上住了两个多月，有一个叫“小灯笼”的战士和一个司号员经常和我在一起，教我做体操，组织童子团。因为我比较积极就被选为分队长，每一个人都制了一支木枪，成天出操，站岗，放哨。
不久乡苏维埃成立了。因为我斗争地主积极，被选为乡童子团的中队长，脱离生产做乡里工作。就在三一年冬天我经乡苏维埃主席王仁甫介绍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这一阶段我对共产党的认识是模糊的，只是知道红军是为穷人，红军和穷人是一家，至于参加革命的动机非常模糊，不是懂得了革命的道理，只是感到好玩，也就是好奇心与英雄主义使自己初步走上了革命道路。当时对我帮助最大的是那个叫“小灯笼”的战士，他帮助我初步懂得了打土豪道理，我在斗争地主中所以能积极是与他的帮助分不开的。
3、在童子团
一九三一年参加了童子团，冬天即到乡苏维埃任童子团中队长。三二年春天当选为区童子团大队长，夏天参加鄂豫皖道（相当于现在的行署）苏维埃童子团大会，被选为道委童子团副委员长。
童子团的工作就是配合农民协会动员儿童参加斗争土豪，站岗放哨。我到了苏维埃，经常到各县检查工作，组织童子团。
三二年八月国民党对鄂豫皖进行第四次围剿，为着应付情况，道苏维埃进行整编，能扛枪的一律扛起枪，不能扛枪的能回家的回家，不能回家找老百姓家里打埋伏。当时我只有十五岁，组织给了两块钱叫我回家。可是我当时一方面离家有两百多里，尽是大山不知东西南北。另外听说土豪恶霸抓住要活埋，特别是我斗争地主时又积极，怕回去被杀头，活埋，所以我坚决不回去，可是不回去组织上又不留，动员后两个钟头就出发了，我没有办法就跟在队伍后面走，人家吃饭我吃一点剩下的和饭锅巴，或者挖一点地瓜烧着吃。这样一连跟了五天，组织上看我可以跟上走，就问我当勤务员干不干？我当时就怕不要，只要能要我干什么都同意，于是我就留在豫东南游击大队第二中队当勤务员。
从一九三一年参加童子团到参加部队这一阶段，对我以后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的发展起了很大的盛行作用。初参加童子团自己才十四岁，一年中由童子团的分队长到道童子团的副委员长，和一个县级干部差不多相等了，背上小手枪到各县检查工作，在大会上讲话，自己把自己看得了不起，非常的骄傲自满。尤其是和哥哥比起来，他很早就参加了地下党，可是以后比起自己来进步慢。哥哥也对我讲：“弟弟，你将来混事比我强。”更助长了我的骄傲自满。
整编时我不愿回家，并不是对革命有认识，而是怕回家后被国民党抓去活埋。不过，这也说明我在斗争中已和党建立起血肉相连的关系。虽然从政治上认识要跟党走，但从个人利益关系上已形成只有跟着党走才有出路，这样使我坚决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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