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说到我的“错误”，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文革”中，中央组织部曾下放了一位叫崔映国的同志，到钢管厂当党委书记。他得知我的申诉要求后，也仔细看了我的材料。看过后，他连连叹道：“嘿，当时怎么能这样给处分！”连当时“左风”极盛的军代表，看了我的材料后，也都一致认为我的问题处理不当，在党委的会议上提出要给以解决。虽然因反复动乱，使我的问题被一拖再拖，但以这些人的身份和当时那样一种政治气候，他们尚且会如此判断我的“问题”，恐怕也就不难判断其是非了。
正因为基于对自己“问题”的起码判断，我一直没有在所谓的“组织结论”上签字。也正是基于对党、对革命事业矢志不渝的信念，在那样长时期的挫折和打击中，我都没有垮掉。我常常对自己说：自己固然不幸，但比起那些早早就为革命牺牲了的同志，又该怎么说呢？我的入党介绍人之一的苏光同志就牺牲了，还有抗战期间为我所敬重的区委书记吴江同志，以及在东北解放战争战场上在我身边一个又一个倒下的战友……想到这里，我觉得自己又是不幸中的幸者了。这里还要公正地说，虽然我认为我们党内确实有那么一些政治品质恶劣、专好整人的人，对我做了一些很不光彩的事，但是我后来工作的多数单位，像汕头地区和汕头市，佛山市、韶关的曲江县等，那里的党组织，都尽自己所能，比较公正地对待我的问题，思想上是关心的，工作上是放手的，他们都使我感受到了党组织的温暖，我永远感谢他们！
在我蒙受冤屈的这二十三年中，始终都坚定地相信我、给了最大支持的，还是老姚。一段时间里，他也受到了来自组织的压力，但是他从未改变过对我的态度，更没有像一些人那样，“重新考虑”与妻子的关系。在“文革”中对我斗得最凶的那段时间里，老姚多次对孩子们说：“你们不要管那些所谓的‘揭发材料’说了什么，那些都是胡编乱造的。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爸爸妈妈。”所以，像我的这样一个有“问题”的家庭，能熬过“文革”那样一场灾难而没有发生一些家庭那样的悲剧，多亏了有老姚这样一位经历过复杂党内政治斗争、政治素养比较高的老干部，伴随在我身边，这也算是我的一个幸运吧。
当然，我决不是要说自己是什么了不起的“英雄”，我有许许多多的缺点，有的还相当严重。我在家身为长女，又自幼有点小聪明，很得父母宠爱。记得爷爷说过：“这丫头要是一个小子，将来可以成为一个人物。”这些都使我自幼染上了不少骄气。参加革命以后，独当一面的时候比较多，在有些情况下，即便自己当的是办事员（像在哈东军分区、桂北区党委组织部），又恰恰是没有直接上级领导，这些，都无形中给我造成了一种自己可以主宰一切的“狂妄自大的思想”（我在检讨自己的问题时曾对自己用过这样的评语）。特别是在独二师时，上前线的女同志很少，而能在前线复杂多变的环境下管一、二百号人的女同志，就更是少而又少，加之是战争年代，即便有些毛病，别人也能原谅自己，骄气便更加膨胀起来，个人英雄主义愈演愈烈。1957年发生的事，要说政治上那些结论，我坚决不接受，但平心而论，如果我的骄气没有那么重，不是因为自己的骄傲自大而得罪了不少的人，或许事情不会搞到那般地步。
我是千千万万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奋斗一生的共产党员中，普普通通一分子。要说自己有什么稍微特别一点的地方的话，也最多只能算是在党内政治斗争中受到冤屈而未垮掉的人中间的一个，而在我们党内，这种人也是很多很多的。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能经受顺境和逆境的考验，中国共产党，正因为有着千千万万个能经受住这种考验的共产党员，所以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这也是我对自己革命生涯做总结时，形成的一个基本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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