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正式处分下来后的二十三年中，我前后调动了大大小小十几个工作岗位。无论是当办事员还是当科长，无论是下乡搞“四清”还是“文革”中下放劳动，我都拼命地干工作，从未因背上沉重的政治包袱而在工作上消沉。我在广东曲江县任民政局副局长时抓的乌石公社敬老院，还成了省里的先进典型，省民政厅在那里开了现场会。我一直认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何志范，只要我还活着，就要为党工作。同时我也一直坚持认为，我受到的冤屈，不是共产党造成的，而是我们党内个别不良分子的所作所为。
从那时起，我就过起了“白天干工作，晚上写申诉”的难熬日子，我写的申诉，文字数可以千万字计，用箩筐来装可能有一大筐，因此还导致长期失眠，烟也越抽越凶。我给当时的中监委和董必武、钱瑛、帅孟奇等领导同志都写过申述书，甚至还给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写过申诉。然而，都如石沉大海，全无音讯。
1964年，我在广东韶关地区参加“四清”工作组时，在一次政审会议上，我又提出了要求解决自己的问题。在场的一位化名“张政”的中监委干部（当时中央来的一些有身份的干部都用化名，我至今不知这位“张政”同志为何人），悄悄地碰了我一下说：“老何，你出来一下，我有话说。”出到门外一个僻静处，他诚恳地对我说：“你的材料，其实我们早就看过了。唉，现在的问题比较复杂，不过老何啊，‘反右’斗争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决不能否定。我们也就不好说多什么了，你以后也就不要再提此事了。你的工作我们了解，是不错的。所以，我劝你还是争取重新入党吧。”
当时我的心情真是一言难尽，八、九年的等待，组织上总算是有个回话了，但竟然是这样的回话！当时共产党员都要讲“修养”，而且，修养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能经受得起委屈，无论怎么冤屈都要绝对服从组织。所以，虽然当时我极其痛苦，但是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想：“唉，这么多年的申诉的问题都解决不了，上级部门来的同志又这样劝我，就死了心算了吧。否则，老党员丢了，新党员也‘捞’不上，不就更惨了吗？”
就这样，我重新写了入党申请书，结果，很快“四清”工作队通过了我的预备党员资格。当时我的心情，与其说是喜悦，不如说更多的是悲哀。——这是一九六五年春的事。
再往后，就是“史无前例”。以我这样一种政治身份，再加上是“走资派姚天成的臭老婆”（当时老姚已转业到地方，文革中当然难免“走资派”身份）这样一条，所受到的折磨和屈辱，是不难想见的。什么“关牛棚”、“喷气式”、“挂钢板”、“戴高帽”，总之是该受的罪都一无幸免。
不过，当造反派再次翻出我的“老帐”时，反倒更强烈地刺激起了我申诉的要求。当时，我在成都无缝钢管厂工作，厂里的派性十分严重，个别负责干部工作的人，不知为什么，总喜欢在我的“问题”（当然也包括其他一些与我类似的同志的“问题”）上，找到他们能“忙乎”的事，甚至不明情况就胡说一气，令人感到憎恶。有一次我病了，厂政治部主任王瑞英本来是来看望我的，她却突然冲着我严肃地发问：“老何，你究竟是不是右派？”我气得发抖，心想你这个长期管干部人事工作的人，连基本常识都不懂，怎么会对干部的政治生命负责？于是我也冲着她大发雷霆：“我是不是右派，难道由我在这里说了算吗？！你一个管干部的，就不会看档案？”我越说越气，就着“文革”时期那种可以对当权派“撒”的“恶劲”，干脆就骂了起来：“钢管厂四千人，要有两千人被你打成反革命，你王瑞英就好过了，是不是？！”说着说着，我就口吐白沫，不省人事了。从此，在我百病交集的身体上，又增加了一种病——癔病。
一直到1980年，中央平反冤假错案，我的问题才得到解决。然而，这时候我已年过退休之龄，满身是病，无力再为党工作了。
浏览：1173次
